李根源与云南陆军讲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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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豁、雪山，别署高黎贡山人，于1879年6月6日生于云南腾越九保，今属梁河县。

1904年，李根源考取赴日留学资格，入东京振武学校研习陆军，1908年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

李根源

留日期间，李根源一方面系统学习研究近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历程与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在讨论时事、举行集会等实践活动中结识大批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与留日学生中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为其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开辟了全新的路径。1905年4月，李根源在东京拜会黄兴；同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返回日本，李根源即与杨振鸿、罗佩金前往横滨拜见孙中山，孙中山对一行人予以热情接待，向他们讲授革命道理，以“革命是艰苦事，要卖命”这一富有战斗性与革命性的言语勉励众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李根源毅然加入，成为同盟会首批成员之一。

1909年8月，李根源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奉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电召返回云南，结束了留日学习生涯。

李根源留日期间投身革命运动，参与同盟会会务，创办《云南》杂志，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是同盟会中较为活跃的成员；他在革命浪潮中经受淬炼，最终怀揣同盟会的革命精神，背负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大抱负返回云南。

抵达云南昆明后，李根源被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参与讲武堂的筹办工作。上任后，李根源积极推进筹备事宜，选定校址位于翠湖西侧的承华圃。1909年9月28日，即夏历八月十五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

云南陆军讲武堂首任总办，即校长，为高尔登。高尔登任职期间，讲武堂办学规模较小，仅设甲、乙、丙三个班，每班仅为八十人。1910年4月，高尔登辞职，李根源接任讲武堂总办一职。就任总办后，李根源针对教学、校内组织、招生等环节实施改革，讲武堂的学生与教官人数得以大幅扩充；此时讲武堂的教官多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归国留学生，大多为同盟会成员或已接受革命思想熏陶。云南陆军讲武堂学制设置清晰：甲、乙班学制为一年，特别班为两年半，丙班为三年；校内设置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四个兵科，课程体系完备，军事教材采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原版教材，教学质量较高。

以李根源为核心的革命教官群体在讲武堂开展多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向学生开展爱国主义与反清革命教育。在课堂授课、野外训练，尤其是对学生训话环节，教官通过暗示、影射、举例、隐喻等方式宣传反清革命理念。李根源向学生讲授明初将领沐英驱逐元朝在滇统治势力的事迹，还在讲武堂西南角修建“思沐小墅”，以此激发学生的反清革命意识，正如他本人所言：“思沐，志在匡复。”他还作《承华圃思沐小墅落成》一诗：“小筑承华近水滨，西平遗泽百年新。九龙一夜惊雷雨，桃李花开天下春。”诗的末两句寄寓了革命教官对学生的期许与推翻清王朝的决心。

1910年2月14日，李根源、李烈钧、顾品珍率领全校学生完成黑龙潭军事演习后，带领全体学生拜谒薛尔望墓。返回讲武堂后，李根源对学生说：“我辈为何要参拜薛尔望先生？可惜他仅为一文弱书生，若不是这样，中国局势不会落到今日这般境地。”李根源还对封建忠君思想进行批判，他曾对学生讲：“我曾见到一名学生作文，谈及忠君相关内容，我放心不下，特地来向诸位讲明：假使李自成成就大业，何尝不能为君？其余的话我不便明说，诸位自当领会。”讲武堂的国文课又称文选，授课所选篇目均为能够激发学生反清情绪的文章；由于革命党人掌握了讲武堂的实际领导权，各类影响力较大的革命书刊得以在讲武堂内秘密传阅。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长期遭受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李根源等革命教官结合地方实际，依托本土资源向学生开展反帝救国教育。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通车典礼在昆明火车站举办。当日清晨，李召集学生发表讲话，大意为：法国今日将滇越铁路修至昆明，我国既无力自主修筑铁路，又将国家主权拱手让与他国；我辈军人负有守土卫国之责，诸位应当勤勉研习，他日必雪此国耻。今日放假一日，以作纪念，望诸位牢记今日，放假后可前往火车站观览。李根源的讲话慷慨激昂，言及痛心处潸然泪下。放假后，李根源亲自率领六百余名学生前往火车站，眼见法国人耀武扬威，火车头悬挂着清王朝龙旗与法国三色国旗，在场学生无不义愤填膺。返校后，李根源布置学生撰写《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使全体学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讲武堂的革命活动，很快被清廷云南统治者察觉。北洋系军阀政客靳云鹏、钟麟同、王振畿等人极端仇视革命，将讲武堂的革命活动密报云贵总督李经羲；叶尔恺也向李经羲进言：“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面临讲武堂被勒令解散、革命志士被杀的危局，李根源多方奔走周旋，向李经羲作出解释，为革命党人打掩护，最终使李经羲打消了解散讲武堂的念头，讲武堂的革命力量才得以保全，未遭破坏瓦解。

讲武堂的同盟会员还秘密开展组织建设，发展新会员，将扩大革命组织作为核心任务。朱德进入讲武堂仅数周便加入同盟会，李根源也自此与朱德结下深厚情谊。1911年春，李根源向李经羲举荐蔡锷，促成蔡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清政府并未放松对讲武堂革命党人的监视与迫害。步兵科科长兼教官叶成林在野外演习时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被满籍学员密报李经羲，李经羲得知后立即将叶成林免职；李烈钧也因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被李经羲察觉，李经羲“委烈钧北洋观操员，令即日去滇”。李根源也于1911年8月22日被免去讲武堂总办职务，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但此时革命思想已在讲武堂深深扎根，正如李根源所言：“生徒受教已深，岂以余去易其志哉！”

李根源担任讲武堂监督、总办历时两年有余，在此期间讲武堂共培养七百余名军官，这些毕业生被分派至第十九镇与巡防军担任下级军官，在士兵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新军士兵由此逐步被革命党人掌握。在辛亥云南起义中，讲武堂革命师生为起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光复后，在援川、援黔军事行动中，推动多数省份相继响应起义，对于推翻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讲武堂革命师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讨袁护国运动中，云南组建的三个作战军，各级军官均由讲武堂师生担任。

作为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将讲武堂打造为革命军事人才培养学校、建设为云南辛亥革命的摇篮与核心基地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德曾评价道：“满清政府对于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对讲武堂的摧残，是非常严厉的。李根源先生对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维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凭着他的革命热情和灵活的手腕，以及任劳任怨的革命精神，这个革命熔炉的力量，才得以保持下来。”

（本文节选自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军校将帅摇篮》，文章原作者为云南大学张巨成，本文援引该内容并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