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程斌：曾投降日军出卖杨靖宇，后混入解放军当军官，结局如何

1951年4月23日，北京市公安机关的一份调查报告，把一个隐藏两年多的人重新拉回历史现场。

报告显示，此人化名“程杰”，正在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任副科长。从履历上看，他有文化，懂军械，也熟悉部队管理；但调查人员掌握的另一份履历却截然不同：十三年前，他还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率部投降日本侵略者，并参与追剿自己的老上级杨靖宇。

五天后，程斌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的住处被捕。

人们很难理解：这样一个背负重大罪责的人，为什么能在日本投降后几次变换身份，最后竟然钻进人民军队的机关？答案要从1938年6月29日那次投降说起。

## 师长带走的，不只是115个人

程斌并非普通抗联战士。

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下辖三个师和一个教导团，全军约6000人。程斌担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掌握的是第一军的重要主力。

他早年参加抗日武装后，曾长期在杨靖宇身边工作，从保安连干部逐步升任师长。他懂文化，也有作战经验，熟悉南满山林中的游击战法，更了解抗联的交通线、地下组织和物资储藏点。杨靖宇对他的培养和信任，最终却成了抗联遭受重创的隐患。

1938年，日伪当局对抗联第一师展开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一些先期叛变的干部不断给程斌写信，日军还抓捕其母亲和哥哥，以亲属安全施压。

这些处境可以解释程斌为什么动摇，却无法解释他随后做出的全部选择。

当部队中有人反对投降时，程斌开枪杀害、打伤反对者。6月29日，他带领一师师部、机枪班和保安连共61人下山投敌，随后又胁迫、招引其他人员投降。前后共有115人落入敌手，同时交出的还有步兵炮、机枪、步枪、手枪和大批弹药。

对于抗联而言，损失远不只是百余名人员和一批武器。

一个普通战士投敌，可能泄露一处宿营地；一个主力师长投敌，却可能把整支部队的生存方式交给敌人。哪里能够过夜，粮食藏在哪里，伤员送往何处，杨靖宇习惯向哪个方向转移——这些原本只有自己人掌握的秘密，从此摆在了日本侵略者面前。

程斌随后参加了日伪组织的“归顺”仪式。投降人员中的一部分被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所属部队，后来被称为“程斌讨伐大队”。曾经对准侵略者的枪口，就这样转向了昔日战友。

## 他最先摧毁的，是山林里的密营

程斌投敌后，最具破坏性的行动，不是打一场正面战斗，而是寻找并摧毁抗联密营。

密营散布在深山密林中，里面储存粮食、棉衣、药品、枪械和弹药，有些还承担伤员救治、被服修补和武器维修的功能。部队可以丢掉一块阵地，却不能失去所有密营，因为在漫长严冬里，那些隐蔽据点就是抗联的生命线。

相关史料记载，程斌带领敌人破坏了70多处密营。他太熟悉杨靖宇的行动习惯，有时仅凭转移方向和沿途痕迹，便能判断抗联可能去往何处。

过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不敢轻易在山林中彻夜追击，抗联尚可利用夜间休整、转移。程斌带领的“讨伐队”却熟悉山路，也了解抗联的联络方式，能够连续追踪。杨靖宇的部队走到一处，往往没过多久，追兵便会赶到。

这才是程斌“出卖杨靖宇”造成的真正后果。

他没有在一张地图上简单画出杨靖宇的位置，却拆掉了抗联赖以生存的整套体系：粮道被切断，伤员无处安置，部队难以休整，与群众和地下组织的联系也越来越困难。

进入1939年后，日本侵略者调集重兵，对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实行严密围剿。部队被迫化整为零，杨靖宇身边的人员越来越少。叛徒接连出现，又把新的行踪和机密交给敌人。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牺牲。现有研究认为，向他射出致命子弹的是原抗联战士、后来随程斌投敌的张奚若。敌人将遗体运走后，又让程斌等人前来辨认，确认牺牲者就是杨靖宇。随后，日本侵略者残忍割下将军头颅，并剖开遗体。

程斌不是最后扣动扳机的人，但从摧毁密营、提供情报，到率领“讨伐队”追击，再到辨认遗体，他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围困杨靖宇的重要帮凶。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杨靖宇牺牲后，程斌没有退出日伪系统。他继续被派往牡丹江、热河等地，参加对抗联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扫荡”。1942年，他还升任伪警察大队警政大队长。

如果说亲属遭到挟持可以解释一时的恐惧，那么此后多年主动带队追杀抗日军民，便不能再用“救母”二字开脱。

## 日本投降后，他又换了两次身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程斌失去了依附的侵略势力。但他并没有向人民武装投诚，而是带领部下转投国民党军队，在河北遵化等地同八路军作战。

遵化失守后，他又逃往唐山，随后进入东北，继续参加进攻解放区的行动，并逐步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高级参谋等职。日伪军、国民党军，程斌连续更换门庭，始终试图借助新的身份掩盖过去。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他携家人逃往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后，程斌隐瞒日伪时期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伪装成进步人员，于1949年2月进入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

凭借文化程度、军械知识和多年军队经历，他后来担任副科长。昔日伪警察大队长，就这样披上了人民军队干部的外衣。

但他能改变姓名、服装和履历，却无法抹掉熟人和档案。

1951年，有关人员供出程斌的情况。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调查，到华北军区保卫部门核实身份，并对其实施监视。4月28日，程斌在北京住处被捕，随后被押往热河省审理。

他被追究的并非一次临阵脱逃，而是一条延续十余年的罪行链：率部投降日本侵略者，破坏抗联密营，追剿杨靖宇及其部队，参加日伪“扫荡”，残害抗日军民；日本投降后又投靠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北平解放后继续隐瞒身份，潜入人民军队。

1951年5月12日，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程斌死刑，他随后在承德被依法处决。

从抗联师长到日伪“讨伐队”头目，从国民党军官到华北军区军械处副科长，程斌一次次更换身份，结局却说明：决定一个人最终站在哪里的，从来不是他穿过哪一身军装，而是他在民族危亡和个人利害之间，究竟把枪口对准了谁。

亲人被敌人挟持、部队断粮失联时，一个指挥员是应当继续率部周旋，还是可以交出指挥权、设法营救亲人，但绝不能向侵略者交出战友和军事机密？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