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英文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研究

导读

西阴村遗址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现代科学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纪念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携手相关单位举办系列活动。

为系统普及西阴遗址考古成果，“考古汇”微信公众号将持续推出“西阴百年”系列文章，全面展现西阴遗址的前世今生与学术脉络。

此外，我们还将举办西阴论坛、专题展览、公共讲座，邀请学者撰写论文集及开设学术专刊，力求从多维度传承考古薪火、厚植文化根基。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所藏英文版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研究

作者：刘斌 马文灵

1926年10~12月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是中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端，曾被视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1927年8月他在清华学校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以下简称“中文版报告”），则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报告第一章“缘起”介绍了西阴村发掘的来龙去脉。它是清华学校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合作进行的，发掘前双方就商定好“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儿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李济在发掘报告中这句话下加了一个注脚：“英文报告的内容与这报告完全一样现已送往弗利儿艺术陈列馆”。1930年李济和弗利尔美术馆的合作因分歧而终止，他在1933年追记这段合作时也说西阴村发掘“中文报告由清华研究院出版，英文的现尚庋藏在复利尔艺术陈列馆”。

李济在生平300多万字的著述中，仅上述两次提到过西阴村的英文版发掘报告，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加上他又说中、英文报告“完全一样”、弗利尔美术馆远在异国等诸多原因，学术界几乎忘了这份英文版报告的存在。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李济之子李光谟曾在1989年前往弗利尔美术馆查询，但可惜未能找见。他在为纪念李济诞辰110周年所编的《李济文集》前言中，专门提到这份缺佚的英文版报告，希望“继续努力搜求，设法刊布”。

事实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中确实藏有这份李光谟寻觅未果的西阴村英文版报告The Prehistoric Remains of Hsi-yin Ts’un，A Preliminary Report by Chi Li（以下简称“英文版报告”。Hsi-yin Ts’un即西阴村，Chi Li即李济）。它在浩繁如海的馆藏资料中湮没了近百年，除李济、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等少数人外，连入藏时正在哈佛大学学习、以西阴村陶器研究为硕士论文的梁思永应该都没看到过。英文版报告共90页，原应有封面1页、正文45页（另夹有未编页码的图版及说明24页）、附录等12页（另有未编页码的图版8页）（图一，右）。但遗憾的是，报告正文前23页（包括4张图版及其说明）现已遗失不见。残存的报告共计1万字，为李济用打字机写成，半数页面上都有少量字句经以红或黑笔手写修改，包括词语的润色、拼写和语法的订正等。从流畅飘逸的字体看，可能是毕士博或时任馆长洛奇（JohnE.Lodge）等美方人员阅稿时校改的。

图一 中、英文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封面书影

（右图引自弗利尔美术馆藏品The Prehistoric Remains of Hsi-yin Ts’un，A Preliminary Report，后文所引英文版报告书影图片，出处均同）

但仔细研读英文版报告就会发现，李济所说的“英文报告的内容与这报告完全一样现已送往弗利儿艺术陈列馆”并不准确。英文版报告提交给弗利尔美术馆的时间，并非与中文版报告出版同时，而是次年李济应洛奇邀请访美回国前的8月上旬，比中文版报告整整晚了一年。英文版报告的内容和中文版报告也并非“完全一样”，而是“大同小异”——正文、注释、图版、附录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增补和改动。正是这些新增的“小异”，为这份深藏近百年不为人知的未刊报告，增添了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 、正文内容的差异

残存的英文版报告正文从第五章的第24页开始，至第45页结束。加上插在各章中的图版和说明，正文共计38页，7400余字。英文版报告比中文版报告少了一章（表一），但因前半部分遗失，李济在英文版报告前四章做了怎样的合并或调整，现已不得而知。

表一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英文版报告章节对比

残存的后三章，大部分内容和中文版报告相同，尤其是“石器及杂件”一章，几乎完全一致。但英文版报告的第五、七两章，则较中文版报告新增了一部分重要内容。

（一）第五章

该章新增的内容主要是彩陶对比研究。中文版报告的第六章“带彩的陶片”写得非常简单，全章仅600余字、分四小段，极为简略地概述了彩陶的两种着色顺序、彩的不同、彩陶的纹样、绘彩的工具。

与之对应的英文版报告第五章，残存部分从“彩陶的纹样”（中文版报告第三段）开始，最后一段也是“绘彩的工具”（中文版报告第四段），但之间新增了三段，把西阴村出土的彩陶和安特生（J.G. Andersson）在河南发掘的仰韶文化彩陶做了详细的形态对比。李济的对比结论是，两地发现的彩陶虽在形态、器类上多有相似，但也有重要差异。

（二）第七章

英文版报告的第七章是“结论”（Concluding Remarks），它和中文版报告的差异最大，可细分为以下几部分。

1.对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态度　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的动机之一，是想翻安特生力倡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个案。他认为安特生的考古工作“方法还不精密，非科学者最成功的方法”，并不赞同他的西来说观点。但或许因为李济1927年写西阴村报告时是初涉考古，有限的新资料和“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态度，让他在中文报告中的表述极为节制。他不赞同安特生等人在陶器对比时只着眼于彩陶的做法，认为“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李济认为不搞清甘肃彩陶的做工是否能达到西阴村最高的水平、甘肃不带彩的陶器种类是否有西阴村多这两个问题，“那带彩的陶器的原始，及移动的方向，我们不能断定”。

但在英文版报告中，李济的质疑则更加鲜明。新增部分中，李济首先援引了英国考古学家法兰克福（H.Frankfort）在1927年的新作中的观点。当时安特生、阿恩（T.J.Arne，又译作阿尔纳）用安诺（Anau）、苏萨（Susa）等遗址的彩陶与中国发现的彩陶做对比。但法兰克福不仅认为安诺和苏萨的彩陶不存在联系，还指出了以往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母题的相似性也可能是偶然的。李济在新增部分援引了数段法兰克福的原话，如：

如果试图用三角、锯齿或交叉影线等简单的装饰元素作为关系的标准，那墨西哥的古代陶器或阿尔及利亚的现代陶器或任何其他原始彩绘陶器，都和苏萨、安诺的陶器有关系。任何熟悉大量不同原始社会陶器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李济赞同法兰克福的观点，由此也在报告中新增了对西来说更明确的质疑。

然而，阿恩和安特生都对河南陶器年代的判定并无自信。毫无疑问，他们明白陶器年代的推论过程并不可靠——法兰克福已经质疑了这一点——但他们又不得不坚持。

我们还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仰韶的彩陶与近东或安诺的彩陶是同时还是较晚。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被放大了，差异性被忽略了。甘肃遗址的发现绝不是填补了这一缺环，而是使问题复杂化了。

2.李济的古史观　西阴村遗址发掘时，中国的史学界正经历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在书中提出“东周以前无信史”“夏商皆伪史”的论断，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引发了疑古和信古的大辩论。

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第二天，顾颉刚即赠书与李济。但不知是囿于人情还是觉得证据不足，在一年多后出版的中文版报告中，李济并未提及顾颉刚或古史辨派。直到1934年，李济领导的殷墟发掘已无可辩驳地实证了晚商记载的真实性后，他才在《城子崖》报告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的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的分析他们的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但英文版报告则不同。李济在第七章明确批评了古史辨派。

然而，将黄河地区的彩陶文化融入中国早期历史的传奇时期，并非完全不可能。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年轻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一时期的记载完全是虚构的。这当然是一种健康的精神，表明批判态度的成长。但不幸的是，他们像老派学者一样，也患了忽视间接和次要证据的弊病。民族学研究表明，即使是神话也往往有事实依据。古典考古学已经证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与雅典一样真实。

由此可见，早在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前，李济就对古史抱着批判相信的态度。后来殷墟发掘的成功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他晚年谈及中国上古史重建时，也把“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当作最基本的资料。李济这种“信古”，用考古资料“证古”，进而结合考古、文献等资料重建古史的做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考古学。

3.“西阴文化”的命名及年代　在中文版报告中，李济虽然提出了西阴村的遗存“是否因此代表一种不同的文化”这个问题，并有“这文化的时代咧？”的表述，但并未直接命名新的考古学文化。通常认为，“西阴文化”是1994年张忠培首先提出的，用以代替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庙底沟类型”或他之前命名的“庙底沟文化”。但在英文版报告中，李济当时就明确使用了“Hsi-yin culture”（西阴文化）一词——这应是中国继“仰韶文化”后命名的第二个考古学文化。

中文版报告的最后，李济提到了西阴村遗址的年代。但他因“没有找着什么新的，比安特生所说更靠得住的，证据”而将问题悬置，认为“只有‘步步为营’式的专题研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发挥贯串在现在是耗时无益的工作”。但在英文版报告的第七章中，李济新增了很大篇幅来讨论西阴文化的绝对年代。他的方法与众不同，是结合“夏代”来推算的。

1926年李济调查完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后，之所以选择发掘西阴村遗址，原因之一是“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但夏县是不是禹都，当时尚有争议。在李济西阴村发掘归来的欢迎会后，王国维就说禹都在夏县“是搞错的”，应该在东土。或许因为这些争议，李济在中文版报告中并未谈及西阴村遗址与夏或先夏文化的关系。

但在英文版报告里则不同，李济对西阴文化的相对年代、绝对年代都做了推测。由于他不相信西阴文化的彩陶传自西方，因此没用当时安特生、阿恩等人普遍采用的方法，即用安诺、苏萨等地彩陶的绝对年代来辗转估算中国彩陶遗存的年代。李济另辟蹊径，结合早期历史传说来推算。当时罗振玉推测舜和禹在位的时间为公元前2255~2190年，李济认为西阴村遗址位于夏王朝的腹地，离传说中舜“陶河滨”的黄河岸边不到100英里，发掘所显示的养蚕业、陶业、定居都说明它属于夏文化，而西阴文化中没有金属、动物形象、文字，又说明可能更早一点。最后他将西阴文化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500~2200年之间。这和梁思永后来在硕士论文中，通过国内外遗址陶器形态比较后推定的西阴村遗址年代（公元前2500~2000年）非常接近。

二、注释的差异

中、英文版报告的各章都采用尾注，但英文版报告的注释比中文版报告多了不少。新增的注释中，有三处最为重要。

（一）第六章的蚕茧鉴定报告

西阴村遗址出土的“一个经锐器切割成一半的蚕茧”，被李济视为最重要的发现。在仅31页的中文版报告正文中，关于蚕茧的描述和讨论就占了2页。但蚕茧的真实性在当时就有争议。如西阴村遗址发掘时毕士博前往参观，他看过蚕茧后就认为：

我对此有点怀疑。因为在我看来，它不像是被石刀，而是像被一把锋利的金属刀利落地切割开的。

李济将蚕茧带回清华学校后，一些师生也因其洁白的色泽和平齐的切口而将信将疑。为进一步证实这项重要发现，李济将蚕茧交给当时清华学校生物系的昆虫学家刘崇乐教授鉴定，但他的结论模棱两可。因此1928年李济应邀赴美时，又将蚕茧交给华盛顿昆虫研究院（Bureau of Entomology， Washington，D.C.）的海因里希博士（Dr.Carl Heinrich）做进一步鉴定。李济在此后的著述中，曾多次说鉴定结果“这是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但从未公布过鉴定报告。在英文版报告第六章的注释7中，我们首次见到了海因里希博士的原始鉴定报告。

这个在山西南部和其他遗物一起发掘出土的茧的碎片，是某种蚕的茧。我们认为是家蚕的。蚕丝除因年久而硬化收缩外，与典型蚕茧的丝相似，茧的结构也相似。

在注释7的鉴定报告后，李济又做了补充。

需要记住的是，《史记》和《诗经》中都提到了丝绸文化。在最近发现的安阳甲骨文中——多数人都认为属于商代——‘桑’‘丝’两个词都出现了。这表明，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中国北方地区的养蚕业就很发达了。

通常认为，中国的动物考古研究始于1936年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杨钟健发表的《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但实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西阴村发掘。李济在发掘后请“葛利普教授考订各贝壳的种类”，将蚕茧交给刘崇乐和海因里希博士鉴定，已经算是动物考古的肇始。英文版报告中这份蚕茧鉴定，可谓中国最早的动物考古鉴定报告之一。

（二）第七章的《古史辨》

中文版报告的“结论”一章仅两处注释，但英文版报告有十处。新增注释中，注释7“《古史辩》第一册”（Ku Shih Pien Vol.Ⅰ）值得一提。

如前所述，李济在正文结尾一章批评了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这段话的注释正是注释7。李济在这条注释中继续批评了顾颉刚对古今资料的“双标”态度。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中国最近出版的杰作之一。顾先生可以被视为年轻史学家中不可知论学派的领军人物。有意思的是，虽然他对传说时代的资料来源极为挑剔，但却非常轻信安特生的意见。

李济的批评针对的是《古史辨》中胡适和顾颉刚的观点。胡适和安特生熟识，对他的考古工作甚为推崇。胡适在1923年5月的《论帝天及九鼎书》中说：

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J.G. Andersson）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

其实，安特生在1923年出版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中说“河南龟甲文为商代遗物，已为历史上最古时代”“周代已属铜器时代之末纪”，即认为商代已属铜器时代。胡适转述的安特生观点，或为私下交谈时安特生所说。顾颉刚赞同胡适的看法，认为“适之先生这段话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我觉得周代始进入铜器时代的假设颇可成立”，即也认同商代为石器时代。但李济当时就认为安特生的方法并不精密科学，对他的结论也持怀疑态度。李济在注释中批评的，就是顾颉刚过度怀疑古人而轻信洋人。他后来主持的殷墟发掘，科学发掘出大量与甲骨文伴出的铜器，让胡适很快转变了立场。他在1929年告诉顾颉刚，“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次年又承认：

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

（三）《近东早期陶器研究》卷二（Studies in Early Pottery of the Near East Ⅱ）

新增的注释中，有法兰克福的两卷《近东早期陶器研究》。其中1927年出版的卷二，是造成李济中、英文版报告观点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前所述，李济在英文版报告中更明确地质疑了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之所以如此，和中文版报告出版后，他读到法兰克福的新作《近东早期陶器研究》卷二有很大关系。法兰克福在这本书的最后讨论了中国仰韶文化的彩陶问题。他明确表示，彩陶可能是多源的，因此中国彩陶文化未必没有单独发明的可能。这无疑极大鼓舞了李济。在此后的文章中，李济又多次引用过法兰克福这本书里有关中国彩陶的观点。

三、正文图版的不同

中、英文版报告正文的图版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

（一）排版方式

中文版报告中，与正文有关的12页图版，都集中放在报告的附录之后。英文版报告正文的图版，则都插在正文中。因此，英文版报告正文前23页丢失，插在其中的4张图版也相应缺失。英文版报告正文部分残存的8页图版，与中文版报告的图号一致，而且也是一页图版说明，一页器物线图。

（二）图版名、号

中、英文版报告中，图版中的器物线图完全一致，图名略有不同。英文版报告中的一部分图版即第五、六、十一、十二版是直接使用中文版报告的，图版上方还留有“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第陆版”等汉字，底部有手写的英文图版号“Plate Ⅵ”（图二）。另一部分即第七、八、九、十版，器物线图仍然是从中文版报告中剪切的，但李济在图版上方重新打印了英文报告名和图版号，如“Chi Li：Prehistorical Remains of Hsi-yin Ts’un Plate Ⅶ”（图三）。

图二 中、英文版报告正文图版第陆版对比

1. 英文版报告Plate Ⅵ 2.中文版报告“第陆版”

图三 中、英文版报告正文图版第柒版对比

1. 英文版报告Plate Ⅶ 2.中文版报告“第柒版”

（三）新增的陶器口沿线图

西阴村遗址发掘出约十万片陶片，因为想对陶片做统计学研究和“研究陶片致碎的性质”，李济将其全部采集并运回了北京。由于梁思永要用西阴村陶片做硕士论文进行深入研究，加上李济仅用半年就出版了报告，因此中文版报告对陶器的介绍极为简要，且将重点都放在了彩陶上。6版图版中（44件陶片），彩陶占了5版（30件陶片），非彩陶仅1版（14件），且多为腹片或器足，只有两三片口沿标本。

梁思永在整理时，又补绘了许多陶片口沿线图。或许为了弥补中文版报告中非彩陶口沿标本线图过少的不足，李济在英文版报告的最后新增了4页陶器口沿图版（图四），新发表了44件没有编号的陶器口沿线图，进一步充实了报告。

图四 英文版报告中新增的陶器口沿线图图版

四、附录的差异

中文版报告有两个附录，即附录一“图说”和附录二“山西西南部的地形”。它们是袁复礼应李济所请用英文写的，由李济译成中文后用作了报告附录。英文版则有三个附录，前两个正是由袁复礼撰写的中文版报告附录的原文“Contour Map of The Prehistorical Site of Hsi-Yin Ts’un, HsiaHsien. Shansi”和“The Topography of S.W. Shansi”，附录三则是新增的。李济所译的附录二，中英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差异主要在附录一和附录三上。

（一）附录一

西阴村遗址发掘时，为了更加明了遗址的方位、地形、与现代人居住地及水的供给关系，袁复礼花费很大心血绘制了一幅四千分之一、等高距2米的地形图，图上标注了道路、水井、坟墓、遗址邻近的两个村落。但因当时印刷条件所限，中、英文版报告都没有附这幅地图，仅保留了袁复礼对这幅地形图的说明，即附录一。

英文版报告的附录一是袁复礼所撰《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等高线图》（Contour Map of The Prehistorical Site of Hsi-Yin Ts’un, HsiaHsien. Shansi）的英文原文，文后标有写成日期“1927年1月6日”（Jan.6.1927），由此可知是袁复礼结束西阴村发掘回北京后马上写好的。李济在译成中文时将原名改为“图说”，删去了文后的写成日期，但加了一段“李济识”，说明了地形图阙如的原因和翻译附录的目的。

李济在翻译附录一时，除将原文部分段落合并外，还删去了若干内容，如：

现代人居以水井为水源，建在低处。西阴村位于灰土岭的东南坡下，而其毋村则建在同一山脊西北的河谷平原上。应该记住，袋状灰穴最底部的几层堆积，都是水作用造成的。一个有趣但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调查新石器时代的供水问题。仅说水在高斜坡上流动是不够的；因为如前所述，雨水的径流仍然流过同一高坡的某些部分。

袁复礼绘制地形图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研究遗址的供水问题。在被删的部分中，他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人类取水这个重要问题。但不知何故，李济翻译时却将此段悉数删去。

又如附录一的最后一段，也是李济在译成中文时删去的内容。

今后，在不引起当地人偏见和迷信的情况下筹划大规模发掘，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有趣的是，墓葬的选址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要么在较高的山脊上，要么在有遮挡的沟壑中，但很少在斜坡上，以避免自然侵蚀。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地形细节，也会被备受鄙视的风水先生注意到。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另一件事是，目前尸体的摆放并非总朝着某个方向。……当两三个人埋在一起时，这点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墓葬的排列证明了这种习俗。

（二）新增的附录三

英文版附录三是由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香农（Early V. Shannon）所写的《中国山西省西南部陶片的分析结果》（Results of Analysis of Clay Potsherds from Southwestern ShansiProvince, China），是西阴村遗址出土陶片化学成分的分析报告。

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不召寨、秦王寨等地的发掘资料，后送往瑞典请瑞典考古学家阿恩研究。阿恩请奥地利化学家麦犹伯博士（Dr. Pual Meyersberg）对其中2片彩陶片做了化学成分分析。在阿恩1925年出版的中英文双语版《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一书中，他不仅在正文中简要叙述了陶片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还附上了麦犹伯用德语写的分析报告。李济在中、英文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多次引用阿恩这本书，他肯定明白陶片化学成分分析的重要性，但可能当时国内还无法做这类分析，因此中文版报告中也无此内容。

1928年李济应邀访美时，将西阴村发掘出土的2片彩陶和2片无彩陶，交给史密森研究院的香农做化学成分分析。香农于7月28日完成分析报告，李济将其新增为英文报告的附录三。

在附录三中，香农不仅公布了4片陶片的化学成分测试结果，还发表了4片西阴村陶片的“陶质显微镜照片”（图五）。这是《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没有的，在中国考古学中尚属首次。

图五 英文版报告中新增的陶片显微镜照片

李济拿到香农的分析报告时，恰好梁思永整理完西阴村的陶片返回美国。李济应该将检测数据交给了梁思永。1931年出版的梁思永硕士论文附录二“西阴村遗址陶片的化学成分”（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otsherds from Hsi-yin Prehistoric Site，Shansi，China），数据和西阴村英文版报告附录三中的相同。

附录三的研究方法——测试遗物化学成分和拍摄显微镜照片，后来被李济用在了殷墟出土陶器、铜器的研究中。他将殷墟、城子崖、浚县辛村等遗址或墓地出土的陶片，送往国内外研究机构检测化学成分。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殷墟陶器研究》中，专辟“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成分”一节，并发表了陶片的显微镜照片。从20世纪30年代起，李济还将殷墟出土的铜器也交给国内外矿业专家，做了化学成分分析和显微镜拍照。

五、英文版报告未出版的原因

1949年以前的中外考古合作，发表报告有“仰韶村”和“周口店”两种模式。前者出版中英文双语报告，如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后者仅发表英语报告，如周口店的早期发掘资料，基本都发表在地质调查所的英文刊物《地质学会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上。

弗利尔美术馆和中方合作考古时，都采用“仰韶村模式”。如1930年和山西公立图书馆合作发掘山西阎子疙瘩遗址，1932年就出版了中英双语的报告。西阴村遗址发掘前，清华学校和弗利尔美术馆曾商定报告撰写中文英文两份，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但英文版报告最终却未能如约出版，而是仅作为档案存馆，主要原因可能为如下两方面。

（一）“失败”的考古

西阴村遗址发掘对李济个人或中国考古学的意义毋庸置疑。正如李济所言，这次发掘“成就了我个人的名声——使用现代工作方法、兴趣超越历史时代界限的第一个中国考古学家”。也因为这次发掘经历，李济在1928年胜过更为资深的马衡，被聘为新成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得以开创后来辉煌的考古事业。而对中国考古来说，西阴村发掘也是彪炳史册的。不仅梁启超看完发掘品后感叹“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当时的学术界也敏锐地指出“李济等动手挖掘的时候，乃得为我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之时”。

但吾之美玉，彼之瓦砾。在和李济合作的弗利尔美术馆看来，西阴村则是一次“失败”的考古。尽管发掘出十多万件遗物，但基本都是破碎的陶片，没一件完整陶器，甚至没发现明确的遗迹。仅从考古收获来看，西阴村和安特生在河南、甘肃的收获相差甚远，也不如弗利尔美术馆后来合作发掘的阎子疙瘩遗址。因此1926年10月底，毕士博到西阴村看了李济的发掘后（图六）就颇为失望地说：

图六 毕士博参观西阴村遗址时拍摄的出土遗物

（引自弗利尔美术馆藏品 Carl Whiting Bishop Papers Series 3：Photograph Book Ⅲ，pp.51，53）

总的来说，他们的成果令人相当失望：尽管在土中发现了无数陶片，却没有一件完整陶罐，而且几乎没有发现石器、骨器或人骨材料。

梁思永在后来研究西阴村陶片的硕士论文中也有相似的评价。

大体说来，这次成绩相当令人失望。虽然他曾发掘出60多箱陶片，但没有一件完整的陶器，并且石器和残存人骨的发现也极少。

弗利尔美术馆对西阴村发掘的收获并不满意，可能是英文版报告最终未能出版的原因之一。

（二）梁思永硕士论文的出版

1927年1月7日，刚从西阴村回到北京的李济就给弗利尔美术馆写了汇报《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Report of digging a Pre-historical Site at Hsi-yin-ts’un），简要叙述了西阴村发掘的缘起、过程、方法和收获。8月出版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实际就是这篇短文的扩充版，虽是作为报告出版，但仅1万余字，实则英文版报告所使用的标题“简报”（A Preliminary Report）更为恰当。

西阴村发掘的遗物，除极少数的石器、杂器（陶球、骨蚌器等）外，均为陶片。李济将它们交给梁思永深入研究。梁思永据此完成了哈佛大学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New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ehistoric Site at Hsi-yin Tsun,Shansi, China），并于1930年正式出版（图七）。“因为李氏的西阴村发掘报告英文版尚未印行”，梁思永在专著开头简要介绍了中文报告的前三章，然后深入全面地研究了无彩陶和彩陶。专著最后还有三个附录——“西阴史前四号探方各亚层厚度及深度表”“西阴遗址出土陶片所含化学成分表”和“陶饼、半月形陶刀、泥环及泥丸”，附录三撮要介绍了西阴村陶片以外的其他陶器。

图七 1930年在美国出版的梁思永硕士论文封面书影

对比中文版《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和梁思永的英文专著可知，后者实际上就是前者前三章、第七章的浓缩版和核心的第四至六章、第八章的增强版。因此，梁思永英文硕士论文的出版，可能让西阴村英文版报告失去了出版的价值。李济在晚年所写的《安阳》中说“第一次发掘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情况不必再进一步介绍，因为这已用英文和中文报道过了”，他在这句话下加的注释，正是西阴村的中文版报告和梁思永的英文硕士论文。可见李济也把后者视为西阴村英文版报告的替代品。梁思永硕士论文的出版，可能是英文报告未刊的最主要原因。

六、结语

2021年中国考古学百年诞辰之际，西阴村发掘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1926年西阴村遗址发掘后，李济将全部出土遗物打包为60多个各重40公斤左右的箱子，费尽周折运回了清华学校。但因战争等种种原因，除了半个蚕茧外，其他遗物均已不知所终。之后要了解西阴村发掘，中文版报告一直是最重要的资料。

但英文版报告的发现，为了解这次意义深远的发掘提供了更多资料。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这份英文版报告，并非单纯的英译本。从中文版报告出版到提交英文版报告的这一年中，李济读到《近东早期陶器研究》等新资料，对发掘有了更多思考；又因为赴美，他有机会请美国专家对西阴村遗物做了更多鉴定和检测。因此英文版报告中增加了陶器对比、对过度疑古的批评、西阴文化的命名和年代推算、蚕茧鉴定报告、陶片化学成分分析、显微照片、新补陶片线图等重要内容。这些新增的珍贵资料，对深入了解西阴村遗址的出土遗存、李济早期的学术思想、中国考古学二重证据紧密结合的研究风格、多学科合作优良传统的由来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佛利尔美术馆所藏中国考古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BKG037）的阶段性成果。陈星灿对本文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