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佐遗址与考古界一再擦肩而过，为何又再三重逢？

南佐遗址今天凭一座五千年前的巨型宫殿震惊学界，但它的考古史本身，就是一部一再擦肩而过、又再三重逢的故事。

大多数人知道南佐，是因为它刚入选了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确认了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的超级都邑，以及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这些发现都来自2021年重启的大规模发掘。

南佐遗址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宣传海报

但南佐遗址的考古起点，其实早在六十多年前——只不过，它和考古界之间，有过好几次“错过”。

第一次发现时，没人知道下面埋着什么

1957年春天，庆阳当地文化工作者贺书璧在文物普查中注意到一个叫“疙瘩渠”的地方，沟边断崖上经常翻出陶片、陶罐和石凿。他把情况上报，甘肃省文管会派考古工作者倪思贤前去复查，确认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当时估算面积约24万平方米。

两年后，倪思贤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庆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简报，这是南佐遗址第一次被公开披露。当时地表上最显眼的标志是九个巨大土堆，当地人叫它“九女绾花台”，保存得还比较完整。

但那是1950年代末，没有发掘条件，也不知道这些土堆究竟是干什么的。一座巨大的古城，就这样和考古界第一次擦肩而过。

两次发掘挖出了F1，但没人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

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1984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的赵建龙、阎渭清等人来到南佐，开始了第一轮发掘。赵建龙刚从大地湾遗址做完发掘，对仰韶文化的陶片和“白灰面”遗迹再熟悉不过，他很快判断，这里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

但南佐有一个大地湾没有的东西——阎渭清带队发现了一段25米长的夯土墙。这种分层夯筑技术，过去通常被认为到商代才成熟，在五千年前的遗址里出现，让人意外。

1984到1986年，第一轮三次发掘揭露出了一座仰韶文化晚期大型夯土建筑的主体结构。

1994到1996年，赵雪野带队完成第二轮三次发掘，终于把整个建筑挖全了——一座南北长约35米、建筑面积约630到690平方米的巨型房址，内部有“前厅”和“后堂”，隔墙开三道门，正对直径3.2米的火坛。这就是后来被称为F1的宫殿式建筑。

南佐遗址核心发掘区航拍俯瞰画面

但当时，发掘者只把它判定为一座仰韶晚期的大型房址。没人意识到，这背后是一座经过统一规划、多圈层结构的都邑性聚落。1996年第二阶段发掘结束后，为保护遗址，考古队员对F1进行了回填，留待技术成熟后再继续发掘。这一等，又是二十五年。

一个人用一张铅笔图，把答案压了二十年

这段沉默期里，有一个关键人物一直没忘记南佐——北京大学考古学家严文明。他早年从学生那里听说过南佐的发掘成果，甚至收到过一张铅笔勾勒的F1建筑结构图。他在2020年前后公开撰文指出：“（南佐）显然也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

我早就知道这个发现，后来从所里发掘档案中进行了核实。”他还提醒：“像大地湾和南佐那样高等级的聚落，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还没有见到，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换句话说，早在1980-90年代那两轮发掘结束后，严文明就已经从档案里看出了南佐的“都城级”分量。只是当时发掘报告没有正式出版，学术界整体上对陇东黄土高原的关注度不够，这个判断没有立刻转化为行动。

2020年，一个电话把一切推进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随考察团沿“黄帝之路”路线来到陇东，第一次亲眼看到南佐遗址残存的九座夯土台。在仰韶时代遗址中，他从没见过如此醒目的夯土台，“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考古考察专家现场查看南佐遗址区位分布图

他想起严文明给他看过的那张F1铅笔图——地下还埋着一座大型建筑。他当场拨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的电话，提议合作重启南佐发掘。

陈国科当时也正有此意。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南佐遗址的重要性双方都清楚，“重启发掘是带着探源陇山文明化进程的问题意识在里面，并不只是一时兴起”。两人一拍即合。

2021年6月，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等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进场，开启了第三轮大规模系统性发掘。这一轮从一开始就定位为“大考古”思路，连续五年深耕，勘探350万平方米，发掘4000平方米，遗迹的全貌一节节被揭开。

考古工作人员在遗址探方内细致清理遗存

2014年和2020年两次重点勘探也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两次勘探在九座夯土台外侧发现了相邻的两重环壕，改变了人们对遗址规模的认知，为后续发掘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个历程里，藏着几个有趣的“说法差”

如果把不同参与方的公开表述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几处有意思的口径差异。

关于2020年重启发掘的决策，韩建业表述突出自己现场考察后主动致电的触发作用，陈国科则强调双方已有共识，重启是长期规划的结果而非偶然单点提议。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侧重不同——一个强调“临门一脚”，一个强调“早有布局”。

关于1996年F1回填的动机，韩建业把回填描述为“他们自己把整个宫殿区给填起来了，要不然怎么会保存那么好”，认为原始人群主动填埋的行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效果；而当时发掘执行方的公开表述是，回填是“为有效保护遗址，留待技术成熟后再继续发掘”的预防性保护决策。

前者指向一种“侥幸封存”的叙事，后者则是“主动保护”的专业逻辑。

这些差异不会改变遗址本身的价值，但让这段考古历程多了一层解读空间——同样的考古事件，不同亲历者眼中的故事不尽相同。

截至2026年9月，南佐遗址已经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已部署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与申遗工作，文物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也在9月完成批前公示。

从1957年疙瘩渠边的陶片，到2021年联合考古队手中的探铲，南佐用了六十多年才从“大型房址”变成“黄土高原都邑”，这段历程本身，就是考古学耐心与运气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