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强打工人李勣传奇：多主麾下铸就辉煌，却迎来家族悲惨结局令人唏嘘！

684年，扬州，英国公李勣的孙子徐敬业举兵反对武则天。此时，李勣已经去世十五年，长眠于昭陵附近的墓地。他生前绝不会想到，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家声，竟会被后人用一场失败的起兵推向深渊。

徐敬业起兵时，手中号称有十万之众，麾下还有骆宾王这样的文士替他撰写檄文。那篇檄文气势凌厉，文采惊人，一度让天下人侧目。

可文章写得漂亮，不等于局势判断准确。

徐敬业打出的旗号，是匡扶李唐。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改立李旦为帝，并临朝称制，这让许多李唐宗室和旧臣心怀不满。徐敬业正是借此机会起兵，试图以扬州为中心，形成割据之势。

起兵初期，他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当朝廷大军压境后，徐敬业没有乘势进取洛阳，反而转向经营润州，试图在江南站稳脚跟。战略上的迟疑，很快给了朝廷调兵遣将的时间。数月之内，这支声势浩大的队伍土崩瓦解，徐敬业死于乱军之中。

武则天随后下令追究其家族。李勣的坟墓被掘开，棺木遭到破坏，生前的爵位和荣典也被剥夺。一个开国功臣，竟在死后遭遇如此羞辱，原因只在于孙辈的政治选择。

这场悲剧，偏偏发生在一个最重视家族声誉的老人身后。

李勣本姓徐，名世勣，后来归唐后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为避讳“世”字，他又改名为李勣。史书中常见的“徐世勣”“李世勣”“李勣”，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他出身于曹州离狐，也就是今天山东菏泽一带。家中颇有资产，父亲徐盖乐善好施，常常开仓赈济乡里。这样的家庭，本可以守着田产安稳过日子，但隋末天下大乱，年轻的徐世勣没有选择安逸。

十七岁那年，他投奔翟让，进入瓦岗军。

当时的瓦岗寨，还不是后来那支声势庞大的义军。翟让等人主要在地方活动，靠袭击乡里和商旅维持势力。徐世勣却看得更远。他曾劝翟让：“守着家门抢些小利，终究成不了大事，不如夺取运河粮船，才能养兵扩张。”

这番话未必高雅，却很实在。

隋朝末年，运河是南北交通命脉，粮食、军需和商货都沿河运输。谁能控制水路，谁就能迅速积累财富和兵力。徐世勣看中的，正是这个关键环节。瓦岗军由此逐渐壮大，开始从地方武装向大型军事集团转变。

真正改变瓦岗军命运的人，是李密。

李密出身关陇贵族，受过良好教育，也有政治野心。他加入瓦岗后，很快提出了一个与翟让完全不同的方向：不能永远做山贼，必须趁隋朝崩溃之际争夺天下。

不久，隋将张须陀率军围剿瓦岗。张须陀是隋朝名将，长期镇压各地起义军，威名极盛。瓦岗军上下都十分畏惧，李密却提出诱敌深入的办法，由翟让佯败，引张须陀进入伏击圈，再从两翼夹击。

此战张须陀战死，瓦岗军名声大振。

徐世勣亲眼看见了这一幕。他明白，战场上没有永远不可战胜的人，军队的组织、指挥和时机，往往比个人勇武更重要。也是从这里开始，他逐渐从一个年轻的地方首领，成长为真正的军事将领。

李密掌握瓦岗后，任命徐世勣负责夺取黎阳仓。黎阳仓是隋朝重要粮仓，储粮极多，关系到黄河以北的军民供给。徐世勣率军袭取粮仓，打开仓门，将粮食分给饥民。

消息传开后，四方百姓纷纷来投。瓦岗军人数迅速膨胀，势力延伸到黄河两岸。徐世勣此时不过二十多岁，却已经统领大军，成为天下群雄中不可忽视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真正考验他的，并不是如何扩张，而是旧主失势后的选择。

李密在洛阳外围与王世充交战失利，后来归附唐高祖李渊。黎阳一带的军队、粮食和土地都掌握在徐世勣手里，部下有人劝他自立。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割据一方。

但徐世勣没有这样做。

他对长史郭孝恪说：“这些土地和军队，原本都是魏公李密的。我若趁旧主失败便据为己有，岂不是借主上之败为自己求富贵？”

随后，他将辖区内的户口、兵员、州县和粮秣全部登记造册，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呈李渊。这个举动看似迂回，实际上把功劳全部留给了旧主，也让李渊看见了他的分寸感。

李渊感叹道：“徐世勣感德推功，真是纯臣。”

“纯臣”二字，从此成为他最重要的政治标签。

不久，窦建德攻破黎阳，俘获徐世勣的父亲徐盖，并要求徐世勣继续为自己效力。徐世勣表面应允，暗中寻找机会脱身，最终返回长安。父亲仍在窦建德手中，他却没有因此转投新主。

这件事很残酷，也很能说明问题。徐世勣认定唐朝之后，便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李氏王朝捆在一起。对他而言，忠诚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一种已经确定的立场。

李密后来反唐，被杀。徐世勣得知后请求李渊允许自己收葬旧主。获准后，他穿着丧服，带领旧部寻找李密遗体，在黎阳一带为其修墓安葬。墓葬高大，礼数周全，直到下葬之后，他才脱去丧服。

这场葬礼既是对旧主的哀悼，也是一次公开表态：不管政治道路如何变化，旧日恩义不能轻易抹去。

归唐之后，徐世勣被安排在李世民麾下。唐军先后围攻王世充，击败窦建德，又平定刘黑闼和徐圆朗等势力。徐世勣在一场场大战中，逐渐成为唐军的重要将领。

虎牢关之战尤其关键。621年，李世民以少量精锐牵制窦建德大军，最终一举击溃对方。徐世勣在旁观察李世民的指挥方式，也看清了这位秦王的军事才能。这个判断，对他往后的仕途影响极大。

攻破洛阳后，李世民准备处死单雄信。单雄信与徐世勣早年同属瓦岗旧部，交情深厚。徐世勣曾请求以自己的官爵换取单雄信性命，却未能获准。临刑前，他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送给单雄信，并说：“兄弟，这块肉算我陪你一程。”

这不是改变结局的举动，却说明徐世勣并非没有感情。他只是把私人情义和国家大局分得很清楚。该争的时候争，争不到时也不以死相抗。

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李世民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即位。徐世勣当时驻守并州，没有参与这场宫廷政变。对于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来说，不卷入皇室内部斗争，本身就是一种谨慎。

李世民登基后，并没有因此疏远他，反而继续重用。徐世勣长期镇守并州，负责唐朝北部防务。突厥势力强盛时，并州是抵御南下的重要屏障。唐太宗曾评价说，守边得人，比徒然修筑高墙更有用。

629年至630年，唐军大举讨伐东突厥。李靖担任主将，李勣担任副将。李靖突袭颉利可汗牙帐后，突厥内部陷入混乱。唐军利用其求和之机继续进攻，最终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由此覆亡。

李勣并不是最耀眼的主将，却往往出现在关键位置。他的特点不在于每战争功，而在于执行任务稳健，能够长期守住一方，也能在大规模战役中承担重任。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命人绘制凌烟阁功臣画像。二十四位功臣中，李勣位列第二十三。这个名次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实际地位。凌烟阁排名受到爵位、资历、亲疏和政治安排等多种因素影响，李勣在军政两方面的作用，远比倒数第二的位置复杂。

唐太宗晚年患病，太医提出以胡须灰入药。李世民竟剪下自己的胡须，烧灰配药送给李勣。这样的举动，说明君臣之间的信任已达到相当程度。

贞观二十三年，李世民病重，继承人李治年轻，朝中又有许多功臣宿将。李世民担心李治无法驾驭李勣，于是安排了一场极其严厉的试探。他对李治说：“李勣与你没有旧恩，可先将他外放。若他立即赴任，等我去世后再召回重用；若他迟疑观望，就不能留下。”

李治随后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诏令到达后，李勣没有回家收拾，也没有向朝廷申辩，直接离开长安赴任。这个干脆利落的反应，让李世民放心，也为他保住了性命。

唐高宗即位后，果然召回李勣，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李勣成为朝廷最有资历的重臣之一，却仍尽量避免陷入朋党争斗。

高宗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时，长孙无忌等人强烈反对。皇帝询问李勣的态度，李勣只回答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足问外人。”

这句话十分简短，分量却极重。它把皇后废立从朝廷公议转成皇帝家事，等于为李治提供了突破旧臣阻力的理由。此后，武昭仪成为皇后，唐朝政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

李勣没有公开争夺功劳，也没有高谈阔论，却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局势。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响，往往就藏在这些不长的几句话里。

666年，李治任命七十二岁的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唐军征讨高句丽。此前隋炀帝多次远征失败，唐太宗亲征也未能彻底解决辽东问题。李勣没有急于求成，而是稳步推进，先夺取要塞，再切断援军和粮道。

唐军逐步攻克新城、辽东城等地，向鸭绿江方向推进。668年九月，唐军攻陷平壤，高句丽王高藏被俘，延续数百年的高句丽政权覆亡。李勣以七十多岁的年纪完成远征，这既是他的军事收官之战，也是唐朝东北经营的重要节点。

总章二年，李勣病重。他拒绝服药，对子孙说：“我本是山东田夫，位至三公，年过八十，已经足够了。生死由天，何必强求？”

他还召集弟弟和子孙设宴，弹琴饮酒，交代后事。面对弟弟李弼，他反复叮嘱，子孙若不修德行、结交坏人，必须严加管束，不能让家业败在后代手中。

这份遗言近乎冷酷，却并非毫无缘由。房玄龄、杜如晦等开国重臣的后代，曾因能力不足、家风败坏而使祖业衰落。李勣害怕自己的家族重蹈覆辙，因此把家训说到了极端。

他还要求薄葬，少用陪葬器物，只穿平日衣服下葬，另放一套朝服。他希望死后仍能穿着朝服，去拜见先帝李世民。669年，李勣去世，唐高宗为他辍朝七日，并将其陪葬昭陵。

然而，最严厉的家训也没能挡住政治风暴。

十五年后，徐敬业起兵。武则天平定叛乱后，追究徐敬业及其同党，李勣墓地也遭到破坏。李勣一生谨慎，避开了隋末群雄争斗，避开了玄武门的血雨腥风，也在唐朝历次权力转折中保全自身。

他没有避开家族命运。

从瓦岗寨到大唐，从地方武装到三公之位，从北方边防到平壤城下，李勣一生经历的主君和时代不断变化。他最擅长的，是在巨大的风浪中保持分寸；他最无奈的，却是无法替后人作出选择。家国大事可以谋划，子孙的道路，却从来不是一纸遗嘱能够完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