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已经在全国首映。
电影海报写得慷慨激昂——“秦襄公战死、秦文公临危受命”“外御戎狄、内整朝纲、兴农强兵”“为秦国逐鹿中原奠定根基”。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西垂大地上，秦人筚路蓝缕，励精图治，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加上此前《大秦帝国》四部曲的热播，以秦为题材的影视作品近几年确实颇受青睐。从荧屏到银幕，从小说到戏曲，一股“大秦热”此起彼伏，似乎不把秦人那段创业史翻来覆去地歌颂一番，就对不起这片土地。
说句实在话，在下对一切有关秦的影视、小说、戏曲，统统不感冒。
为啥？
就因为在那里，秦确实大了，但老百姓却太小了。小到不如一粒尘埃，小到不如一株小草。小到在那些宏大叙事里，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大秦的宏大叙事，从来不是老百姓的叙事。
你看《大秦文公》的剧情简介——秦襄公战死沙场，秦文公临危受命，外御戎狄、内整朝纲、兴农强兵。每一个词都气势磅礴，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但请你仔细想想：秦襄公战死，死的是谁？是普通士兵。秦文公兴农强兵，强的是谁的兵？是老百姓的儿子。整朝纲、扩疆土，最终受益的是谁？是秦公和贵族。而付出一切的又是谁？还是老百姓。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有的“宏大”，都是建立在无数个“微小”的尸骨之上的。那些被裹挟上战场的农夫，那些被征发修城筑路的民夫，那些在连年征战中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女人——他们在历史叙事里叫什么？叫“卒”，叫“丁”，叫“民”，唯独不叫“人”。
甚至在秦制之下，他们连“人”都不是。
商鞅变法，被后世无数人津津乐道，奉为秦国崛起的制度密码。但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什么？是“农战”二字。把老百姓牢牢绑在土地上，种地纳粮；把老百姓的命牢牢攥在军功爵制里，打仗授爵。看似给了底层一条上升通道，实则把人变成了国家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你要么在田里累死，要么在战场上战死，两条路，殊途同归。
这就是秦的逻辑：国家至上，君王至上，百姓只是实现霸业的燃料。
而更可悲的是，今天还有人在替这套逻辑唱赞歌。
《大秦帝国》四部曲火的时候，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呼“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弹幕里飘过的是对秦制的浪漫想象，是对“虎狼之师”的无限崇拜。可有多少人想过，那些“共赴国难”的“老秦”，有多少是自愿的？又有多少是被“什伍连坐”逼着去的？
连坐法，一人犯法，邻里同罪。这不是法治，这是恐怖统治。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努力种地织布的可以免除徭役，不务正业或懒惰致贫的，老婆孩子全部收为官府奴婢。这不是什么励精图治，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而今天，这些东西被包装成了“奋发图强”，被拍成了“励志大片”，被歌颂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
大一统的基础？是建立在多少白骨之上的基础？
我不否认秦统一六国在历史上的客观作用。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这些确实影响深远。但我们不能因为结果的正当性，就自动赋予过程以道德合法性。秦的统一，是暴力碾压的结果，是法家严刑峻法的产物，是无数底层生命被碾碎后铺就的道路。
更何况，秦制的核心逻辑，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编户齐民的户籍制、以吏为师的愚民政策，这些东西在秦亡之后，并没有随秦而亡。它们被汉承秦制地继承了下来，又被后世历代王朝不断强化。
我们今天所批判的，不只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更是那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逻辑：国家大于社会，权力大于权，统治者的大业大于被统治者的生命。
而《大秦文公》这样的作品，恰恰是在用精美的画面、动人的音乐、热血的台词，把这套逻辑重新包装，端到观众面前，告诉你：看，这是我们的先祖，这是我们的辉煌，这是值得骄傲的历史。
不。我不骄傲。
我骄傲不起来。因为我知道，如果穿越回那个时代，我大概率不是秦公，不是贵族，不是谋士，而是一个被征发的农夫，一个被连坐的黔首，一个连名字都不会被记下来的草民。
所以我屏蔽一切替这些东西唱赞歌的作品。
不是因为我不懂历史，恰恰是因为我太懂了。我太懂那些宏大叙事背后被抹去的个体，太懂那些“励精图治”背后被碾碎的生命，太懂那些“奠定根基”背后被献祭的普通人。
《大秦文公》，你的画面也许很美，你的故事也许很燃，你的演员也许很拼。但你的底色，是替一个不拿老百姓当人的制度唱赞歌。
这一点，我没办法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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