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渐冻”教师的“最后一课”

“老师，快点好起来吧。”

“希望在高三的课堂上，再次见到您。”

“朱老师，您鼓励我，我改变了很多。可您怎么倒下了呢？”

9月3日，在安徽省安庆市同安高中321班，一封封手写信被学生们塞进了语文老师朱文彬的手里。

今年3月，39岁的朱文彬被确诊为渐冻症（肌萎缩侧索硬化），被迫离开了他最爱的讲台。新学期开学，放心不下班级学生的他坐着轮椅回到校园，给孩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我还没有倒下。”朱文彬笑着说。6月，他尚能扶着讲台站稳，上完一整节课；如今，他只能被搀扶着挪进教室，坐着给学生们讲题。

他依旧幽默风趣，抑扬顿挫地讲着语文卷子，好像要在这一堂课把他的全部知识教给学生。教室里，熟悉的笑声又响了起来，仿佛一切都和从前一样。“我给他们留下的知识和印记，未来会在他们的生活、工作当中体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精神生命的一种延续。”

朱文彬在给同安高中321班的学生上课

“冻住”的躯体

朱文彬身高一米八，体格健壮，不笑的时候眉骨压下来，甚至有点凶。

但就是这个看起来有点“凶”的人，高考语文考了128分，一纸志愿填了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2009年从阜阳师范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他爱给学生讲故事，课堂上总是欢声笑语不断。他说，语文学习也可以很快乐。

同事吴小柱“抱怨”他嗓门太大，“他从来不用扩音器，但那个音量，我在隔壁班都听得到。”一站上讲台，他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学生们说他“眼睛亮亮的”，眼里有光。可这层光，在今年3月笼上了一层阴影。

去年年底，朱文彬感觉左手的力量在一点点削弱。一次灌暖水袋，暖水袋直接从手上滑落，掉在地上。他捡起来，没想太多，继续正常上班。“当时以为是颈椎病或者肩周炎，我们教师群体，那两种病很常见。”他没太在意。

朱文彬的母亲张克菊接受中安在线记者采访

在朱文彬母亲张克菊的印象里，儿子总是很忙。今年正月初一，朱文彬到学校值班。母亲劝他，身体不舒服就和同事调个班。他不同意。张克菊只好和丈夫一起把饭菜送到学校去。“之前我都不晓得他工作的那个学校在哪里。”张克菊说。

因为左手日渐无力，朱文彬在家人的催促下到安庆市立医院做了肌电图，初步怀疑是运动神经元病。他不太信，又辗转上海、北京多家医院，最终确诊为散发型渐冻症。那时，他左手大鱼际已经开始萎缩，走路时脚像粘在地上，抬不起来。

疾病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头一个月，左手拧不开瓶盖，扣不了纽扣。第二个月，左腿抬不起来了，走路开始拖行，时不时膝盖一软，就跪在地上。第三个月，左臂酸胀，抬起的高度越来越低，连衣服都穿不利索了。而现在，他已经无法独立出门，从轮椅上起身，要起两三次才能勉强站稳。他的身体被一点点“冻住”了。

“说句悲观的话，就是命运宣判死刑了。”刚确诊的那段日子里，朱文彬几乎彻夜难眠。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无声地哭泣。“这个病的残忍之处在于，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感受到身体机能的逐步丧失。灵魂自由自在，但是躯体被困在方寸之间。”

朱文彬比谁都清楚自己正在失去什么。可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孩子。他常说，高中教育负责的不仅是学生的三年，更是学生的一生，甚至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如今，他没办法继续陪伴这届升入高二的学生了。“半路丢下这些孩子，是我不地道。”

不甘的呐喊

得知朱老师患病的消息，很多学生都不敢相信。

那个一站上讲台就腰杆笔直、眼睛发亮的人——怎么会？

暑假里，三四十名学生不约而同地涌向朱文彬的家。有应届的，有往届的；有他教过的，也有他没教过的。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在迎江区那间狭小的客厅里，就像从前在他的课堂上一样。

在上海开画室的学生说：“老师，你要是到上海来看病，我提前帮你预约医院。”

正在创业的学生说：“老师，我给你寄台游戏机，没事就玩玩游戏，不要胡思乱想。”

学医的学生说：“老师，相关的研究我会帮你关注，有消息立刻告诉你。”

曾经，他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送向五湖四海。如今他被病痛困在家里，那些飞出去的孩子，又转身飞了回来。“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挺好，这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朱文彬说。

同安高中的学生，中考入学成绩平均只有三四百分。朱文彬心里清楚，对这些学习基础不太好的孩子，需要倾注更多的精力。他最常说的就是：不要放弃。

作文写不好，不要放弃；文言文读不懂，不要放弃；考试没考好，更不要放弃。

而现在，学生们把这句话还给了他。“老师，您也不要放弃。”

朱文彬在家中吃午饭

朱文彬带的这届学生也来了。他们挤在屋子里，手里攥着暑假作业，小心翼翼地问：“朱老师，您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

他看着自己日渐萎缩的双手，内心的无力感再次袭来。他没有回答。

有学生打破了沉默：“朱老师，能给我们再讲讲这道作文题吗？”

没有多想。朱文彬拿过试卷，自然而然地讲了起来，声音依旧沉稳。

是啊，他还能讲课！

“疾病让我损失双腿，我就坐着；损失了手，我还有嘴。只要我还能讲，我为什么不讲呢？”朱文彬猛然意识到，只要病魔一天没有把他彻底打倒，他就能继续发出不甘的呐喊，用自己的知识给学生们带去温暖与光亮。

学生王琦给他发来消息：“老师，我现在越来越爱语文了，可惜你不能教我了。”

朱文彬回复他：“无论我在哪里，照样可以教你。”

学生董涵哭着说，后悔自己选了文科专业，没法帮助老师治病。

朱文彬笑了，打趣道：“格局小了，思路窄了。”他慢慢说给她听：“你可以做文献整理，可以学习心理学疏导我。再不行，咱俩做个笔友，写写信、聊聊天，这也是可以的呀。”

他坐在轮椅上，语气轻快得像在课堂上讲一道有趣的题。

就像他教给孩子们的那样，他的思维从不设限。讲台没了，还有屏幕。他在家里开直播，给新手老师讲这些年总结的教学思路、经验和理念，给孩子们答疑解惑。他还在写这些年的教学总结，右手也渐渐无力握笔了，他就口述整理。

其实，对渐冻症病人来说，最缺的就是时间。身体在一天天失去掌控，能站起来的日子在减少，能握笔的力气在流失。每一分钟都变得珍贵，每一秒都在倒数。

可朱文彬对学生说：“有什么不会的，尽管随时问我，老师现在有的是时间。”

朱文彬坐着轮椅回到校园，旁边是他的妻子陈小丽

用劲地生活

朱文彬的妻子陈小丽，也是同安高中语文老师。他们是大学同学，是夫妻，是战友，有时还是对手。

“按理说同一学科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但很多时候，我们教学常有分歧。”陈小丽说，朱文彬讲的内容往往比较宽泛，而她更注重细节。每次考试，如果带同一年级，高分多出在朱文彬班上，平均分则是她班上略高。

分歧归分歧，她很佩服丈夫上课时的自信和激情。陈小丽的办公室在一楼，朱文彬在三楼上课，她在楼下都能听见丈夫的声音。“他上课是那种很用劲的。”

患病后，朱文彬的“用劲”，从讲台挪到了生活里。从轮椅上起身，他需要借助椅子的扶手，往往要起来两三次才能站得稳。在家里，他走路坚持不要人扶。陈小丽怕他摔了，想搀着，他甩开手说：“我还没废到那个地步。”

他是个要强的人。一开始他连拐杖都不愿拄，后来实在撑不住了才坐上轮椅。

朱文彬的父亲在厂里上班，自从儿子确诊后，他整个人就散了神，脑子里全是儿子的病。一次没留神摔伤了腿，不得不回家休养。

朱文彬的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家里大半的事。朱文彬8岁的儿子，也许还不懂得渐冻症的含义，但他知道这个病很难治，知道家里人很伤心。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整天黏着爸爸。朱文彬的外甥女也住在家里，两个孩子的一日三餐、接送上下学，再加上朱文彬的日常照料，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

这学期，陈小丽带的两个班级都升高三了，她要负责学生们的早读、晚自习。“宁愿忙点累点，回家就什么事都不想了。不想反而好点。”

陈小丽说，她知道丈夫一直在疗愈自己。夜晚的崩溃和哭泣，她一清二楚。看到病友群里和自己一样年轻的人走了，他难受好几天。但第二天醒来，他还是坐上轮椅，继续查药，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好消息。

可他在学生面前永远坦然、爱开玩笑，让孩子们感觉不到疾病的残酷。“在学生面前，他所有的情绪都收起来了。”陈小丽说，“老师如果是破碎的，带给学生的只有破碎；老师是完整的，带给学生的才会是完整。”

朱文彬的学生在校园里和他聊天

精神的延续

9月3日，在班主任吴留量的搀扶下，朱文彬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上楼。一层楼的距离，整整走了十分钟。

他是个“军迷”，从小就崇拜像父亲一样的军人。为了这次见面，他特意穿了最喜欢的军绿色衣服。“我希望他们记住的，永远是我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神采飞扬的样子。”

见到孩子们，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学生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原本只想匆匆看一眼，可一坐下来，他不自觉就翻开学生的试卷。他讲解题思路，讲人生道理，恨不得把毕生所学在一堂课里全部教给学生。

他又把孩子们的暑假作业检查了一遍，“与其让他们担忧我的病情，还不如查查他们的作业，让他们想一想自己还有学习任务。”学生们围着他，有人笑着说：“老师您还是那么爱查作业。”有人红着眼圈说：“您不在教室里好像少了点什么。”他反复叮嘱学生不许哭。

321班学生写给朱文彬的信

他对学生说：“同学们，国家富强，未来就靠你们了。也许我这个病，就在你们手上得到攻克。我能不能活，也靠你们了，所以你们必须认真学习。”

有学生问：“老师，你不怕吗？”

朱文彬并非无所畏惧。他怕摔倒，怕再也站不起来，怕那个终点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可面对学生，他展现的永远是乐观坚强的一面。他不愿把对死亡的恐惧传递给孩子。

他说：“死亡是谁都恐惧的，但又是谁都阻止不了的。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但人生的厚度可以增加。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我人生的‘含金量’还在增加。”

这或许是他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下课铃响，朱文彬用尽全身力气撑起身体，郑重喊出那声熟悉的——“下课”。

（记者 吕文卫 程昊 海报设计：李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