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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555~639),相州邺(今河南省安阳)人,唐初学者。精通天文历数。隋文帝开皇年间,在杨谅的汉王府任仪曹。杨谅谋反失败,他虽未受牵连被杀,但仍流徙于扶风(今陕西凤翔),当时任扶风太守的李渊对他甚为礼敬。李渊建立唐朝后,拜傅奕为太史丞,旋迁太史令。武德三年(620年),傅奕创造了计时的“漏刻新法”,被颁布施行。
当时,唐朝初建,许多典章制度仍沿袭隋朝旧制。傅奕认为在暴隋与乱世之后,旧制应当改革变更,乃上奏说:“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拨乱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旧”,这是很不合适的。“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变律令,革官名”,“此其时也”。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傅奕提倡“官贵简约”,对太仆卿张道源建议改变“官曹文簿繁总”之风,他也竭力赞同。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中国逐渐得到传播,隋唐时期则更为盛行。唐初首先站出来主张排斥佛教的便是傅奕。武德七年(624年),他上疏请求除去佛教,认为佛教有悖于儒家的伦理之教,佛教弃父弃君,“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与儒家的“以忠孝治天下”的思想相抵触。他抨击佛教“恐吓愚夫,诈欺庸品”,致使天下百姓“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富”,“妄求功德”。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至于“贫富贵贱”,乃“功业所招”。佛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同时,佛教诱引人们纷纷削发为僧,“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使国家财赋来源大受影响。当时“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傅奕“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既可增加户口,又能补充兵源。
此后,傅奕又接连上了10余封奏疏,痛斥佛教之害国害民。高祖李渊乃将此事交付群臣商议,然而,只有太仆卿张道源支持傅奕。大臣之中,反对最力者是中书令萧瑀,他说“佛是圣人”,傅奕非议圣人是“无法”,“请置严刑”。傅奕与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儒家之教驳斥之。萧瑀无言以对,只好合掌说道:“地狱所设,正为是人。”高祖采纳了傅奕的意见。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诏大量裁减寺观,沙汰僧尼,诏书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不久,因玄武门之变,未及实行。
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有一次临朝时,向傅奕提出诘难:“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解释说,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傅奕不仅以言斥佛,而且以行破佛之骗术。有个从西域来的僧徒,声称会念咒术,能令人立刻死去,又能使其复苏。唐太宗以此事询问傅奕,傅奕说:“这乃是一种邪术。邪不压正,可请那僧徒对我使用咒术,一定不会发生什么效果。”太宗命僧人对傅奕用咒,傅奕毫无感觉。停了片刻,那僧徒自己反而突然仆倒在地上了,原来他是害怕自己的把戏被揭穿,故意装死躺下。
又有一次,一个婆罗门僧人说他得到一枚“佛齿”,坚硬无比,任何东西碰到它,都会被击碎。长安城里前去观看的人就像赶会似的。当时傅奕正卧病在家,闻知这一消息,便对儿子说:“我听说金刚石十分坚硬,其他东西都不能损伤于它,只有羚羊角能破之,你可前往一试。”其子乃去看那“佛齿”,并用羚羊角叩击之,“佛齿”应声而碎。人们也不再前去观看了。
傅奕生平“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其生性豪达,一次醉酒,卧倒在床,他蓦然坐起说:“吾其死矣!”遂为自己作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
傅奕临终时曾训诫其子说,老、庄之书和儒家经典均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汝等勿学也。”贞观十三年(639年)卒,年85岁。其著作有《老子注》和《老子音义》。并曾搜集魏晋以来反对佛教者的言论和事迹,编为《高识传》10卷。
资料来源:《安阳市志》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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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黄翔,文旅美食探寻者,包头烹饪餐饮饭店行业协会 副会长、包头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书长、内蒙古自治区长城保护研究会 会员。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尝百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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