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贩追踪23年：梅姨案 第2章 邻居

本文依据公开司法文书和权威媒体报道创作，涉案非公众人物使用化名，办案人员的心理活动、私人对话以及非公开场景，属于以公开资料为基础的艺术推演，不违反已知的事实，不反向虚构案件的关键情节，没有对犯罪内容进行任何美化，本文已做到最大程度事实核对，但仍难免可能存在的错误和偏差，请读者悉知，最终结论以法院生效判决为准。

2004年12月31日，下午一点来钟。惠州，博罗县，一间合租的院子里。

谢水英蹲在院子里洗碗。她男人钟丁酉在工地上，还没回来。刚学会走路的儿子钟彬，在院子里摇摇晃晃地跑，跑两步，摔一跤，爬起来又跑。他们从江西赣州老家出来打工，在博罗租了一间平房，院子是和隔壁合用的，中间拉了根铁丝晾衣服。

隔壁那间房，半个月前搬来一个男人。男人说是来找活干的，在附近工地搭伙，白天出门，晚上回来，跟院子里的人都混了个脸熟。他见了钟彬就逗，蹲下来，从兜里掏糖，剥开，递过去。谢水英见过几回，没多想。出门在外，租房的都是打工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邻里之间帮衬着点，是常事。

那天下午，男人又蹲下来，对谢水英说：婶子，我带孩子去买糖吃，一会儿就回来。那男人在隔壁住了半个月，天天见，谢水英点了点头。等她洗完碗，直起腰，院子里已经空了。钟彬不在了，那个男人也不在了。她喊了两声，没人应。她往隔壁那间房看，门锁着，锁上挂着一把新锁。她心里咯噔一下，跑过去拍门，没人。她站在院子里喊钟彬的名字，声音越来越大，喊到后来，把整栋楼的人都喊出来了。

隔壁那个男人，下午没回来。晚上也没回来。第二天，第三天，都没回来。

钟丁酉下午被人叫回去，他扔下饭盒往家跑，跑到院子里，看见老婆坐在地上，周围站了一圈邻居。有人报了警，派出所的民警来了，做了笔录，问那个男人长什么样。院子里的人七嘴八舌：中等个，黑瘦，三十来岁，说话带口音，说是贵州那边的。再问，就没人说得清了。那男人平时不怎么跟人搭话，就是在院子里看见孩子就逗，别的，什么也没留下。

民警把出租屋翻了一遍。屋里打扫得很干净，床板上铺着一张旧席子，墙角立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是空的。屋里没有一件能证明身份的东西。连他叫什么名字，院子里都没人知道。他说自己姓什么来着？有人说是姓张，有人说没问过。

钟彬丢的时候，刚满一岁半。那是钟丁酉两口子的第一个孩子。钟丁酉把工辞了。他在博罗的工地上干了三年，手上的老茧一层叠一层，辞工那天，包工头问他好好的怎么不干了，他说，孩子丢了，我得去找。包工头说，孩子丢了，你上哪找去？他说，不知道，走着找。

他把家里唯一一张钟彬的照片贴身揣着。那张照片是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拍的，照片上的孩子瞪着大眼睛，嘴里叼着手指头。他把照片用塑料纸包了三层，揣在贴身的衣兜里，走到哪，摸到哪。后来二十年，那张照片的四角磨得发白，塑料纸换了不知多少张，照片上孩子的脸，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他白天找，晚上打零工。零工的钱不够路费，他就搭拉货的货车，坐在车厢里，风把脸吹得生疼。有一回在惠东，钱花光了，他在汽车站的候车室里睡了一夜，天亮，把最后一张寻人启事贴到站牌上，坐车去下一个地方。他老婆在博罗的出租屋里等他，等着等着，把工作也丢了。两口子后来一个在外面找，一个在家里等，等的人不敢换号码，怕孩子长大了，打电话回来找不到家。

钟丁酉不是第一个丢孩子的。在他们江西老家的工友圈子里，他听人说起过，广东这边，前两年就有人丢过孩子。他那时候听了就过去了，没往心里去。轮到自己头上，他才明白那是什么滋味。

2003年，博罗，朱龙丢了。孩子两岁，母亲在出租屋门口择菜，进屋拿了个搪瓷盆的工夫，孩子就不见了。

2003年10月，增城或者博罗，刘朋丢了。孩子的母亲对办案民警说，儿子左耳上端内侧有个小洞，和耳环洞差不多，没打穿；左肩后面有一块胎记，一厘米见方；屁股上还有大片暗青色的胎记。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颤得厉害，民警把她的证言记了一页纸。这些胎记，是她后来十几年里唯一能用来认孩子的凭据。

2004年8月，增城，邓云峰丢了。孩子的父亲在厂里上夜班，白天睡觉，孩子由母亲带着，住在出租屋里。丢的那天下午，母亲在巷口跟人说话，孩子蹲在门槛上玩石子，一回头，人没了。

这些家庭，分布在增城、博罗、东莞的交界地带，彼此不认识。他们的孩子，都是在那两三年里，从出租屋门口、院子里、巷子里，忽然不见的。他们报了案，派出所立了案，民警做了笔录，查了几天，没有线索，案子挂起来。那时候的挂起，是真的挂起：没有全国联网的DNA比对库，没有天网监控，没有跨省自动推送的协查系统。一个县的派出所，查一个失踪的孩子，能做的就是印发协查通报，发到邻县，再靠人带着照片去问。孩子被卖到别的地方，买孩子的人家不会声张，卖孩子的人不会回头，这条线索断了。断在一个谁也说不清的地方。

钟丁酉后来听民警说：孩子被抱走，十有八九是拐卖，孩子可能已经被卖到外省去了。他听了这话，在派出所门口蹲了半个钟头，站起来，抹了把脸，走了。他先沿着博罗的出租屋一片一片地找，找过工地，找过砖窑，找过河边的窝棚。见到有孩子的出租屋，他就停下来，装着借火、问路，看人家的孩子一眼。他看得太多了，看得后来一见小孩就想哭。

湖南人欧阳国旗，比钟丁酉晚半年丢孩子。

2005年5月26日，增城，仙村镇。欧阳国旗在厂里上白班，老婆在家带孩子。中午的时候，孩子欧阳佳豪在家门口玩，两岁多，正是满院子跑的时候。老婆进屋给倒水，出来，孩子不在门口了。她喊，喊不应，满村找，没有。报警，民警来查，没有线索。

欧阳国旗后来只剩下一张孩子的照片：孩子坐在童车里，小手攥着童车的方向盘，眼睛直直地看着镜头。那是孩子唯一一张照片，是在镇上的集市上，一个照相的摊子拍的，五块钱一张。他后来把这张照片洗了无数张，贴满了寻人启事。照片上的孩子太小了，两岁多的脸，十几年后没人认得出来，但他一直留着。每年孩子生日，他和老婆在家里摆一个蛋糕，插上蜡烛，点上，吹灭，把蛋糕切成两份，摆在桌上，谁也不吃。邻居说他疯了，他没解释，第二年他又买了蛋糕，第三年仍然如此，持续十几年之久，直到孩子终于被找回来。

欧阳国旗后来养成一个习惯：见外地口音的男人进村，他就远远地跟着，看人家去哪、找谁，村里人说他是疑神疑鬼，他说万一呢，他跟了几年，得到的全是误会，但是他还是一直跟到孩子找到那天。

2005年8月，博罗李成青走失，孩子一岁半的时候，母亲欧阳艳娟在屋内收拾东西，孩子就坐在门口的荫凉地里玩，前后不过几分钟，后来对每一个前来询问的人说：如果那天没有进去屋里，或者把孩子抱上去，或者早点做点什么……把这些“如果”说了十几年。

2005年12月31日，广州黄埔区，镇龙镇，杨家鑫丢了。孩子的父母都在厂里做工，一岁多的杨家鑫留给爷爷照看。那天早上七点多，孩子在出租屋门口玩，爷爷进屋拿了个东西，出来，孩子没了。杨家鑫的父亲后来辞了工，满世界找。2008年6月16日，他和妻子坐火车回四川老家，火车刚开动，他去了卫生间，再没有回来。铁路公安的勘查记录显示，他坠车身亡。留下妻子一个人，继续找孩子。

和这些悄无声息的消失不同，申聪，是被四个男人破门抢走的。那是这些孩子里唯一一次，四个大人闯进屋里，把孩子的母亲绑起来，把孩子抱走。这家人后来在寻子路上，遇到了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才知道那两年丢孩子的，不止他们一家。

钟丁酉在寻子路上遇到过几个这样的家庭。他见过一个河南来的父亲，拉着黑色旅行箱，箱子里外全是寻人启事，走到哪贴到哪。他见过一个江西来的母亲，把孩子小时候的鞋带在身上，鞋面磨破了，还留着。这些人后来聚在一起，互相留了电话，谁有了线索，打电话通知一声。他们的电话大部分时候响起来都是坏消息：假线索、骗子或者干脆没有消息。

那些年广东的城乡结合部，出租屋如杂草般生长。一间平房一个月几十块钱房租了多少人没有人知道，流动人口登记要靠房东自觉去做，房东也不一定能够认清住客。一个陌生人搬进来住半月后抱着孩子走了，房东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钟彬家隔壁那个男人就是这样的：住进来的时候没人问他姓啥；走之后也没人知道去了哪儿，院子里的人后来回想起来，只记得他一见了孩子就逗，兜里总是装着糖。这个细节被钟丁酉琢磨了很多年，越想越恨，他兜里备着糖就是为了抱孩子！

那时打工人当中有个说法，男孩值钱，越小越值钱，一岁多的男孩可以卖到上万。没人知道这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但都信。村里的老人说，邻村有户人家，多年没孩子，花了几千块，抱回来一个男孩，当亲生的养。孩子从哪来的，没人问，问了也没人答。买孩子的人家闭门过日子，卖孩子的人从不回头，中间经手的人，收了钱就换地方。这就是当年的买卖：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不留姓名。

丢孩子这件事，在那几年，是很多打工家庭最深的恐惧。女人们收衣服时先关窗再开阳台门，进了屋反锁，拉一下确认推不开才放心。孩子在外面玩，大人隔一分钟喊一声名字，喊不应就冲出去。钟丁酉在工地上见过一个四川来的瓦工，孩子丢了一年多，白天照常上工，晚上一个人在工棚外面喝酒，喝到半夜，把酒瓶搁在墙根，蹲着哭。后来那个瓦工也搬走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

钟丁酉找了二十年。他走遍了广东，又去了广西、云南、贵州。他晕倒过一次，在广东一个县城的长途汽车站里，蹲下去，再站起来，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躺在诊所里，医生说他血压低，让他别再这么跑。他说，那也得跑。

他那时候不知道的是，在他到处跑的那些年，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和他一样的人，在找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找到。而抱走他儿子钟彬的那个男人，和那个男人背后的女人，一直到二十年后，才慢慢浮出水面。

而这些丢孩子的家庭，彼时互不相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孩子，都是被同一个男人抱走的，也都经同一个女人的手，卖掉。

下一章《十一年的账》：孩子丢了的第十一个年头，人贩子终于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