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些“轮友”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新华日报）

□ 夏正平

我身边有这样一群朋友，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轮友。

轮友，顾名思义就是坐轮椅的朋友。但我们更喜欢另一个说法——坐风火轮的人。

脚踩风火轮的本该是哪吒，可哪吒是神不是人。轮友说，哪吒以碧藕为骨、荷叶为衣，涅槃重生，我们也是从火里淬炼过的。

今年六月，安徽的“站起哥”一路从成都来到我这里。他开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残疾人专用三轮车，辗转贵州、云南、广东、浙江四省，跑了两年，行程三千多公里，一路吃住都在车上，靠给人贴手机膜赚些生活费。他说：“我必须站起来。”

二十五岁那年，他刚结婚不久，骑摩托车带妻子回娘家，半途上出了车祸。妻子和肚里的孩子没事，他的腰断了，脊髓损伤，再也站不起来。他不想拖累年轻的妻子，女儿三岁时，他和妻子离了婚，他说，她还有大把的日子，不能被我拴住。

可他的日子呢？他告诉我，那阵子他总想把轮椅往黑暗处滚，滚到没有光亮的荒野深处。女儿的小手拽着他的衣袖，喊：“爸爸，抱——”他转过身，女儿的小脸上挂满了泪。他抱住女儿，眼泪哗地涌出来。那天他知道，他的命不只属于自己。

真正让他走出家门的，是村口冷饮店前的一幕。女儿盯着别家小孩手里的冰糕，眼睛直勾勾的，身体不自觉地往他轮椅边靠。他摸遍口袋，掏不出一个硬币。他跟女儿说，你去和婶说，先赊一根，回头找奶奶给钱。女儿没吭声，只推着他的轮椅，默默地往家走。他坐在轮椅上，心疼得像被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割。那天他下了狠心：讨饭也得挣钱。

他借了九百元钱，买了一辆二手三轮助残车。在武汉长江大桥下，他真张过嘴。头一回，嘴唇哆嗦了半天，话卡在喉咙里。旁边有一对生病的母女也在乞讨，他问了几句，把身上所有的钱掏给了她们。他说，我苦，但见不得别人更苦。后来他去深圳火车站拉客，见人就问要不要坐车。长时间久坐，褥疮烂了半个屁股，在家养了一年多。

后来他学会了贴手机膜。贴一张膜挣五块五，够买两个烧饼。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挪个窝，边摆摊边走。一晃十年，女儿上了高中，对他说：“爸，你是我的骄傲。”上个月他又出发了，这次还带四个轮友一起走。他教会他们贴膜，还带着卖垃圾袋，十元钱三百个，赚两块。视频里，五个兄弟站成一排，齐声喊：古有桃园三结义，今有残友五兄弟，身体虽残心不残，结伴摆摊游全国。我盯着屏幕，眼睛发热，好半天没动。

红姐是浙江宁波人，是我在抖音直播间里遇见的。她说话轻软，眉眼间有股静气。可头一回听她讲自己的事，我握着手机的手抖了半晌。

三十岁前，她从没想过轮椅会和自己有关。2007年，她感觉两条腿不听使唤。上海大医院确诊：胸腰脊髓空洞症——一个她念都念不顺的名字。她困在轮椅上。接着丈夫出轨，欠下外债，她咬牙和家里人一起还。刚喘过一口气，2018年秋天，她和照顾她的母亲上街，一辆大货车直直撞过来。她醒来时，只看到母亲半个身子倒在她旁边，满地殷红。她又昏了过去。

那一次她截了一条腿，母亲也走了。江南六月闷热，我听她讲这些，像掉进冰窖，皮肤针扎似的。她倒轻轻笑了一声：“我从车底爬出来，老天还给我留下半个身子，可能觉得我还有用吧。”

自己的痛如果只说给自己听，就是苦；说出来让另一个人少走点弯路，就成了药。她开始直播，组织轮友见面会，把自己摔过的跤、流过的血，一件件摊开。绍兴有个叫“幸运草”的轮友，原是企业主，车祸后坐轮椅，觉得活着再没意思。见了红姐，被她的笑暖过来，现在正筹办新厂。红姐说：“使劲活着，所有的疤痕都会变成花纹。”

轮友缪正峰的脚又骨折了。他就在小诊所简单地包了包。我打电话让他上大医院。电话里他倒一点不急：“哥，不碍事，小伤。”

小缪是江阴人，我俩是在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营里认识的。这人说话像石头砸地，做事也莽，每次跟他出门我都捏把汗。

头一回跟他坐地铁，是个隆冬的早晨。他从江阴坐S1号线到无锡，摸到我家时，脸被寒风吹得通红。我十八岁坐上轮椅后，再没独自出过远门，怕坎怕坡，也怕旁人目光，小缪说：“是你的心把你关在家里的。”

那天我俩开着电动轮椅，把无锡的湖、桥、古镇、老巷转了个遍，还在太湖边的大剧院听了场交响乐。我第一次觉得，残疾的是腿脚，不是活法。

去年九月，缪正峰成为一名外卖小哥，是江阴市里第一个坐轮椅送外卖的人。他穿着外卖服，轮椅开得飞快，风里雨里一单一单跑。挣得不多，三五十、二三十，每天在轮友群里晒当天的收入。用自己的汗水赚钱，他觉得有尊严。

脚上打着石膏的缪正峰，又开始接单了。轮椅在大街小巷里穿行，远远地看去，像一团火。

这两天，台风过境，窗外大雨如注。我坐在窗前，想着这些轮友。他们贴膜、拉客、送外卖、开直播、做小买卖，一分一毛地挣，一步一坎地走。他们不是英雄，不过是被生活逼到墙角，又硬撑着站起来的人。他们从火里蹚过来，哭过，笑过，闷着头往前奔，身下的轮椅，像踩着的风火轮，一程一程，往亮处去。

我转了转身下的轮椅，等天晴了，我也该出去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