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前妻离婚28年，儿子叫我去过年 我果断拒绝：有事找你继父解决

年关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正蹲在阳台上给那盆半死不活的君子兰松土。手机搁在客厅茶几上，铃声是儿子去年给我设的，一首老掉牙的《常回家看看》，蔡国庆唱得热热闹闹，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我不想接。腊月二十八了，小区里挂满了红灯笼，对面楼有户人家在阳台上挂了一串风干肠，油亮亮的，在夕阳底下泛着光。我往花盆里又添了把土，那君子兰的叶子蔫头耷脑，跟我的心境倒是相配。

铃声断了，又响起来，大有不接不休的架势。我摘了手套，趿拉着拖鞋走进客厅，屏幕上显示着“儿子”两个字。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一会儿，直到它快要自动挂断，才划开了接听键。

“爸，”儿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讨好，“您忙什么呢？打了好几遍都没接。”

“没忙什么，在阳台侍弄花。”我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淡，“怎么了？”

“那个……今年过年，您来我这儿过吧？”儿子顿了顿，又说，“小敏和孩子都念叨您呢，豆豆说好久没见着爷爷了。”

豆豆是我孙女，今年五岁，上幼儿园大班。我见过几次，粉雕玉琢的小丫头，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前年过年时她还在我怀里坐过，揪着我的衣领子喊爷爷，要听故事。我给她讲了个《小马过河》，她听得入神，口水流了我一肩膀。后来儿子再叫她来，她妈说怕打扰我休息，来的次数就少了。

“不去了。”我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还要硬，“你们一家人好好过，我这儿挺好的，清净。”

“爸……”儿子的声音沉下去，“您一个人，怎么过啊？家里连个贴春联的人都没有。”

“贴什么春联，我住了这么多年，墙上连个钉子都没钉过。”我打断他，“你忙你的，别管我。我约了老陈他们下棋，热闹着呢。”

老陈是我的棋友，住在隔壁单元，老光棍一条，比我还大三岁。每年过年他倒是约我下棋，可今年他闺女要接他去海南过年，机票都订好了，初二就走。我俩的棋局，年前就已经下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儿子叹了口气，说：“爸，您是不是还在为当年的事儿怪我？”

我没说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壳，壳子边缘有个地方摔裂了，摸着有些划手。

“爸，我知道您心里有疙瘩，”儿子的声音有点发苦，“可这都二十八年了。我妈她……她也过得不容易。您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豆豆，过来住几天，行吗？您要是不想看见我妈，我让她初一再过来，年前您就单看见我们几个，成不成？”

“你安排得倒周到。”我笑了一声，自己也听出那笑声里的讥讽，“可惜了，我不去。你妈不容易，你继父对你也不错，这些年供你念书、帮你带孩子的，不都是他么？有事你找你继父解决，别来烦我。”

电话那头彻底没声了。我听见儿子的呼吸声，粗重起来，像是压着火。过了好半晌，他才开口：“爸，您这话说得太伤人了。我继父是帮了我不少，可您是我爸，这能一样吗？”

“一样，怎么不一样。”我站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楼底下有个小孩在放小摔炮，噼里啪啦的，一下一下炸得人心烦，“他给你张罗结婚，给你买房子掏钱，给你带孩子做饭，他做的都是我这个亲爹该做没做的。你喊他一声爸，不为过。”

“爸！”儿子急了，“我什么时候喊过他爸了？我一直喊他叔！我心里分得清！”

“分不分得清，你自己知道。”我顿了顿，“就这样吧，过年我哪儿也不去，你们也别来。我跟你妈离了婚，跟你的父子关系断没断，你自己琢磨。但我这儿，你少来。”

说完，我没等儿子再说话，直接挂了电话。

手机被我扔在沙发上，震了一下，又震了一下，是儿子的来电。我没管，任它在沙发缝里嗡嗡作响，直到屏幕暗下去。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只剩下钟表走动的滴答声，和楼底下间或传来的一两声爆竹响。

我在窗前站了许久，看着天色一寸寸暗下去，对面楼的窗户一扇扇亮起灯来，温暖的、橘黄色的光，映着玻璃上大红的“福”字。那些窗户后面，是团圆的、热气腾腾的人家。而我这里，只有一屋子冷清。

二十八年前，也是这样一个临近过年的日子。那天晚上，我跟前妻李慧兰大吵了一架，吵得四邻八舍不得安宁。起因是什么，我现在竟然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因为置办年货，我想买几条带鱼，她说钱不够，要留着给儿子交下学期的学费。我说过年总得有个过年的样子，她说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别处，扯到了这些年来积攒下的所有委屈和不满。她怨我没本事，挣不来钱，让她们娘俩跟着受苦。我怨她太要强，事事都要压我一头，连我往老家寄点钱给我妈都要看她脸色。

到最后，什么难听话都说尽了。她摔了一只暖水瓶，砰地一声，热水溅了一地，腾腾地冒着白气。我扬手给了她一巴掌。那一巴掌下去，她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儿子当时才七岁，躲在门后头，吓得哇哇大哭。

那一巴掌，把我们的婚姻彻底打碎了。

过完年，正月十六，我们去了民政局。领了离婚证出来，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雪。她牵着儿子，站在民政局门口，看着我，眼神很冷。她说：“周建国，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儿子归我，你该出的抚养费，一个子儿不能少。”

我点头，说：“好。”

她转身走了，儿子回头看了我一眼，想喊我，被她拽走了。那一眼，我记了很多年。小小的脸上挂着泪，眼睛里全是茫然和害怕。

后来她就带着儿子嫁给了别人。那个男人姓赵，是她厂里的一个车间主任，老婆死了两年，没孩子，对她和儿子都不错。我见过一次，在儿子小学门口。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来接儿子，把儿子抱上后座，动作很熟练。儿子搂着他的腰，喊了一声“赵叔”，脸上笑着，挺开心。

我站在校门口对面的梧桐树后面，看着他们从我面前过去，谁也没看见我。那一刻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有愤怒，有嫉恨，也有点说不清的宽慰。至少，儿子有人管。

从那以后，我跟儿子的关系就淡了。开始那几年，我还按月送抚养费过去，每次都是交到李慧兰手上，她把钱接过去，数一遍，签个字，从不跟我多说一句话。儿子就在旁边站着，低着头，也不看我。我想摸摸他的头，手伸到一半，又缩回来。

后来我辞了厂里的工作，跟着一个远房亲戚去了南方跑运输。开始是给人开大车，跑长途，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抚养费改成半年一寄，寄到李慧兰指定的卡上。我给儿子买过几回东西，有回从广州带了一双球鞋，白色的皮面，红色的条纹，当地孩子都穿那种。我寄过去，过了两个月，收到一封儿子的信。信很短，就几句话，说鞋子收到了，很合脚，谢谢爸爸。那封信我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纸都磨毛了。

再后来，儿子上了初中、高中，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少了。偶尔通个电话，也是三言两语，他“嗯”“啊”地应着，我也没什么话说。我知道他学习成绩不错，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他上大学那年，我去看他，给了他一万块钱，他不要，我们俩在学校门口推搡了半天，最后我把钱塞进他书包里，扭头就走了。

那以后好些年，我都没再见过他。他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些消息，我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哥在老家，跟李慧兰娘家还有点走动，逢年过节会跟我说起儿子的近况。他说儿子在省城买了房，贷款不少；说儿媳妇是当地医院的护士，挺能干；说孙女出生了，眉眼像儿子，也像他姥。

我听着，应着，心里头空落落的。儿子结婚的时候，没通知我。我是事后从我哥那儿知道的，那天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喝了半瓶白酒，醉得不省人事。醒来后想打个电话去骂他，手机拿起来，又放下了。骂什么呢？他凭什么通知我？这些年，他人生里每一个重要的日子，我都不在。

又过了两年，儿子忽然主动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想带着老婆孩子来看看我。我当时正在给一辆车做保养，满手油污，接到电话差点把扳手扔了。我说好，你们来，提前说一声，我准备准备。

他们来的时候是个周末，我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买了一大堆水果和零食，都是小孩爱吃的。儿子开了三个小时的车，到的时候豆豆在后座上睡着了。儿媳妇小敏倒是挺客气，爸长爸短地叫着，可我总觉得那客气里透着生分。儿子在我屋里转了一圈，没说什么，就是临走的时候，突然说了一句：“爸，您这地方也太小了，要不搬去跟我们一起住吧？”

我当时就摇了摇头，说：“不了，我住惯了一个人，去了不自在。”

儿子没再坚持。他们走后，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他们没怎么动的果盘，心里头难受得厉害。我这才意识到，儿子想接我过去，也许是出于责任，也许是出于怜悯，但不是因为需要我。他不缺我，他有自己的家，有赵叔那个现成的“父亲”角色在前面顶着。我去了，只会是个外人。

从那以后，儿子倒是经常打电话来了，隔三差五地问问我的身体，说说豆豆的趣事。可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什么。那东西像一层透明的薄膜，看着薄，却怎么也捅不破。我知道他怨我，怨我当年不该动手，怨我这些年对他的不闻不问。我也怨自己，可有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二十八年，早就硬成了石头，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腊月二十九的早上，我还没起床，门铃响了。我披了衣服去开门，门口站着儿子，身上穿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领子上沾着雪粒子，脸冻得通红。

“爸。”他叫我一声，嘴里呵出一团白气。

我愣了一下，说：“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过年。”他进了门，把手里拎着的大包小包放在门厅地上。我扫了一眼，有肉，有菜，有水果，还有两瓶酒，一箱牛奶。还有一袋旺旺大礼包，大概是给豆豆买的，落这儿了。

“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去。你来也没用。”我转身往屋里走，给他拿了双拖鞋。

“爸，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可我大老远来了，您总得让我进屋喝口热水吧？”他换了鞋，跟在我后头进了客厅。

我去厨房给他倒了杯热水，端出来放在茶几上。他捧着杯子暖手，眼睛却看着我：“爸，昨晚挂了电话，我一宿没睡。我想不明白，您到底为什么不去？您就当真这么恨我妈，恨到连自己的儿子、孙女都不愿意看一眼了？”

“我不恨她。”我在他对面坐下，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看见他的眉头皱了一下。他以前最烦我抽烟，说呛得慌。我把烟掐了。

“那您为什么不去？”他追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为别的，就是不想去。你别问了。”

“爸，”他的声音忽然低下来，带着点哀求，“妈前几天还念叨您呢，说您一个人过年冷清。她说……说她当年也有不对的地方，让我多来看看您。”

我嗤笑一声：“她让你多来？那她怎么不自己来？”

儿子噎了一下，半晌才说：“她也想来，可她怕您不待见。”

“她倒是知道我不待见她。”我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外头飘着雪，细密的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地响。那盆君子兰还是老样子，半死不活的，让我想起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雪天，我跟李慧兰从民政局出来，各奔东西。

儿子也跟了过来，站在我身后。我听见他说：“爸，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您就不能放下吗？您跟妈都老了，还能有几年好活？您就不想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过个年吗？”

“一家人？”我转过头看着他，“谁跟谁是一家人？我跟你妈，早就不是一家人了。你跟豆豆，你们才是一家人。我呢？我一个人，也是个家。”

“您这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儿子急了，声音高起来，“当年的事儿，您有错，我妈也有错，可都过去二十八年了！二十八年，什么恩怨都该淡了！您怎么就这么倔呢？”

“我倔？”我笑了一下，“对，我倔。我要是不倔，当年也不会跟你妈闹成那样。可正因为我知道我倔，我才不能去。我去了，跟你们合不来，大过年的，再闹出点不痛快来，谁脸上都不好看。我是为了你们好。”

“您这是为了我们好？”儿子盯着我，眼睛里全是失望和不解，“您知道豆豆昨天问我什么吗？她问我，爷爷为什么不来看她？爷爷是不是不喜欢她了？我该怎么跟她说？”

我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疼得厉害。我转过脸，不看他：“你就说爷爷忙，没空。等她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

“我不说！要说您自己跟她说去！”儿子红了眼眶，声音发颤，“爸，您知道我这些年最怕什么吗？我最怕过年。一到过年，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我们家呢？我陪着妈和赵叔，还有小敏和豆豆，可我心里总空着一块。我想您，又不敢叫您来，怕您不自在。今年我好容易鼓起勇气跟您开了口，您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我没说话。阳台上的雪越下越大，白茫茫的，把楼下的路和树都盖住了。远处有汽车鸣笛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风雪里听着格外遥远。

儿子站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转身回了客厅。我听见他翻找东西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本相册出来，走到我面前。那相册是我妈的遗物，里头夹着一些旧照片，我搬到哪儿都带着，但很少翻开看。

“爸，您看看这个。”他把相册翻开，指着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张黑白照片，两个年轻人并排站着，男的穿着军装，女的扎着两条辫子，笑得有些羞涩。我认出来，那是我和年轻时的李慧兰，在我们刚认识那年，在县城的照相馆拍的。

“这张照片，您还留着。”儿子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着，“您留着它，就说明您心里还有妈。既然有，为什么不能……”

“住嘴！”我低声喝住他，从他手里抢过相册，合上，“你懂什么？一张旧照片能说明什么？我留着它，不过是因为你奶奶留了这么本相册，我不舍得扔罢了。”

“爸，”儿子看着我，眼眶红红的，“您别骗自己了。您要真是那么恨妈，您早把这张照片撕了。您留着它，就说明您放不下。您放不下她，也放不下我。您只是……只是拉不下这个脸来。”

我被他说中了心事，一时间又羞又恼，重重地把相册拍在阳台上：“你少在这儿猜我的心思！我告诉你周正，我周建国活了快六十岁，该放下不该放下的，早都放下了。你以后少来我跟前说这些没用的。你爱跟谁过年跟谁过年，别来打搅我！”

儿子被我吼得浑身一震，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咬着嘴唇，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伤心，有愤怒，也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他点了点头，说：“好。爸，您清静，您一个人过年。我走。东西给您放门厅了，您爱扔就扔，爱送人就送人。豆豆……豆豆还等着我回家贴春联呢。”

他说完，转身走了。我听见他换鞋的声音，然后是大门开了又关上的声音，砰地一下，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

屋子里重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站在阳台上，看着他的车停在楼下，良久没有发动。我猜他可能是在车里哭，也可能是在等我去追他。我没有动。雪越下越大，车顶上积了厚厚一层白。

最后，他终于发动了车子，缓缓驶出了小区。我目送着那辆银灰色的轿车消失在白茫茫的雪幕里，心里头像被掏空了一样，空得发疼。

我回到客厅，坐进沙发里，发了很久的呆。茶几上放着他带来的那杯水，已经凉透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冰凉的水从喉咙一直凉到胃里。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短信。我拿起来看，是小敏发来的：“爸，周正从您那儿回来了，心情很低落。我知道您有您的苦衷，可您能不能看在豆豆的份上，哪怕来吃顿饭呢？豆豆天天吵着要见爷爷。我们初二回娘家，初五才回来，您初五来也行。求您了。”

我没回。把手机扔到一边，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眼前浮现出豆豆的小脸，还有她揪着我的衣领喊爷爷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可我知道，我不能去。去了，就输了。这口气，我争了二十八年，不能就这么泄了。

可我又问自己，我到底在争什么？争那一巴掌的面子？还是争这二十八年被亏欠的岁月？我已经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点驼了。李慧兰也老了，照片上那个扎辫子的姑娘，如今大概也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了。我们还能争几年？

这些念头像乱麻一样纠缠在一起，扯得我脑仁疼。我索性不想了，起身去厨房煮了包速冻饺子，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就着蒜醋，一个个往嘴里送。饺子是猪肉白菜馅的，吃起来却没什么滋味，像嚼蜡一样。

窗外，雪已经停了。暮色沉沉地压下来，小区里的红灯笼亮了起来，映着雪地，红彤彤的一片。远处隐约传来零零星星的鞭炮声，提醒我，年，真的要来了。

而我，一个五十七岁的男人，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守着一碗凉透了的饺子，和满屋子的往事。

我终究还是去了。

大年初五，天还没亮，我就醒了。躺在被窝里，盯着天花板发愣。外头零星响着几声鞭炮，远一声近一声的，像一个人断断续续地叹气。从年三十到初四，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哪也没去。老陈在海南给我发过一条微信，是一段视频，他站在沙滩上，穿着花衬衫，背后是碧蓝的海，冲我喊“老周，过年好啊”。我回了他一句“好个屁”。他发来一串大笑的表情，再没有下文。

那几天，我把冰箱里的冻饺子、冻包子、冻馒头轮番热了吃，就着咸菜和老干妈，一顿顿对付。年三十晚上，我煮了一锅速冻汤圆，黑芝麻馅的，甜得发腻，吃了两个就撂了筷子。春节联欢晚会开着，闹闹哄哄的，主持人满脸喜庆地说着“阖家团圆”的吉祥话。我听了烦，啪地关了电视，屋里顿时静得让人发慌。我就在那一片寂静里，躺在沙发上，似睡非睡地熬到了后半夜。

初一、初二，我连楼都没下。垃圾堆在门口，攒了几个外卖盒子和一个空酒瓶。初三那天，我把那瓶从年三十剩下来的白酒喝了个精光，醉了睡，睡醒了头疼欲裂。初四下午，小敏又发来一条短信，只有一句话：“爸，初五我们到家。晚上六点，等您来吃饭。”

我没回。可那句话像根钉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怎么拔都拔不掉。初四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眼前全是豆豆的小脸。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儿子带她来看我，我们在小区外面的小公园里坐了一会儿。豆豆在滑梯上玩得满头大汗，跑过来抱住我的腿，仰着脸问我：“爷爷，你为什么不来我们家住呀？我们家的房子好大的，爸爸说给你留了一间。”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我说：“爷爷喜欢自己住。”她歪着头，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又说：“那我以后常来看你，好不好？”我说好。她又问：“那过年呢？过年你来我家吗？我让妈妈给你包大虾仁饺子。”我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小丫头等了一会儿，见我不吭声，就自己跑开去玩了。

现在想想，她那句“让妈妈给你包大虾仁饺子”，大概是儿子或者小敏教她说的。可那时候，我只觉得心酸。

初五早上，我五点就醒了。天还黑着，远处有零星的狗叫声。我起了床，洗了把脸，刮了胡子。镜子里的人两鬓斑白，眼袋浮肿，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上几岁。我找出那件儿子去年给我买的灰色羊绒衫，标签还没摘，一直挂在衣柜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穿上了。又换了条深色的西裤，一双黑皮鞋，擦了点油。忙活完，又觉得自己可笑。这算是干什么？认输吗？

我坐在床边，抽了两根烟，心里头两个声音来回打架。一个说，去，那是你儿子，你亲孙女，去吃顿饭能掉块肉？另一个说，不去，这口气要是松了，这二十八年受的苦就白受了。两个声音吵得我头疼。最后我掐了烟，给老陈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久才接，老陈的声音沙哑，像是还没醒：“老周？大初五的，你作什么妖……”

“老陈，我问你，”我打断他，“你闺女叫你上她家过年，你去不去？”

“去啊，我不是在海口呢吗？”老陈清醒了点，语气里带着点得意，“我闺女给我买的头等舱，这辈子头一回坐……”

“那你说，我儿子叫我去他家过年，我去不去？”我又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老陈的声音正经起来：“老周，你听我一句。去吧。别端着了。咱们这个岁数，还能端几年？你儿子叫你，那是想着你。我要是有个儿子叫我，我爬着都去。”

“你懂个屁。”我骂了一句，但心里头那杆秤，已经隐隐偏了。

挂了电话，我在屋里走了几圈，最后在门厅那堆儿子留下的东西面前停下来。那袋旺旺大礼包还在，红彤彤的包装袋上印着个咧着嘴笑的卡通小人。我弯腰把大礼包拎起来，转身进了厨房。冰箱里还有一盒车厘子，是小敏年前寄来的，我没舍得吃。我找了个干净的塑料袋，把车厘子装好，跟大礼包并排放着。

然后我出门，打了个车，去了市里最大的超市。初五的超市已经热闹起来，人头攒动。我推着购物车，在糖果区和玩具区转悠了半天，给豆豆买了一个带音乐盒的八音娃娃，又给小敏买了盒进口巧克力，给儿子拿了两条烟。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多看了我两眼，大概觉得一个老头买小姑娘的玩具挺稀奇。我没解释，拎着东西出了超市。

回到家，我把所有东西堆在门口，又站在镜子跟前照了照。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羊绒衫也服帖。我咧了咧嘴，想笑一下，又觉得别扭。镜子里那个老头比哭还难看。

下午四点半，我出了门。天阴沉沉的，像是又要下雪。我拎着大包小包，在小区门口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问：“大爷，走亲戚去啊？”我“嗯”了一声。他又说：“初五好日子，破五，吃饺子，一家人团圆。您这拎着玩具，是看孙女儿去吧？”我笑了笑，没说话。司机挺健谈，一路上跟我说他自己老家在东北，今年没回成，老婆孩子都在哈尔滨。他说着说着有点伤感，我“嗯嗯”地应着，心里却在想，见着儿子，第一句该说什么。

车到了儿子住的小区门口，我下了车。这小区我来过两回，一回是豆豆满月，一回是去年夏天。小区挺新，楼高，绿化也好，就是处处透着一种陌生的气派。我站在门口，深吸了口气，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接得很快，儿子声音里带着点不敢相信：“爸？您……您来了？”

“在小区南门。”我说，“你下来接我，门卫不让进。”

“哎，我马上下来！”儿子挂得匆忙。我拎着东西，站在门口等。保安是个穿制服的小伙子，从窗口里瞄了我几眼，大概觉得我面生。我没理会他，把东西往脚边拢了拢。

几分钟后，儿子小跑着从小区里出来。他身上套着件居家的棉马甲，脚上趿着棉拖鞋，显然出门太急，连外套都没换。他跑到我面前，喘着粗气，喊了声“爸”，然后眼睛就红了。

“大过年的，哭什么。”我别过脸去，“来，拿着东西，头回上门，空手不好看。”

儿子“哎”了一声，弯腰去拎地上的东西。我拦了他一下，把那盒车厘子和大礼包塞给他，自己拎着烟和巧克力，还有那个装着八音娃娃的纸袋。父子俩并排走进小区，谁也没说话。路灯亮起来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一前一后，像两个陌生的人在雪地里赶路。

进了单元门，坐电梯上楼。儿子家在十六层，电梯门一开，我就听见豆豆脆生生的声音从门里传出来：“爸爸回来了！爸爸去接爷爷了！”

门开了，小敏站在门口，系着围裙，满脸是笑：“爸，您可算来了。快进来，外头冷。”她伸手接过我手里的东西，又弯腰给豆豆拿拖鞋。豆豆从客厅里跑出来，像只撒欢的小狗一样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仰着脸喊：“爷爷！爷爷你真的来了！”

我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小姑娘又沉了些，搂着我的脖子，脸贴着我凉凉的面颊，热乎乎的。我心里那层硬壳，忽然就裂开一道缝。

“想爷爷没有？”我问。

“想！天天想！妈妈说爷爷今天来，我从早上就开始等！”豆豆叽叽喳喳地说着，小手在我脸上摸来摸去，“爷爷的胡子扎人。”

我笑了，抱着她往客厅走。小敏在旁边说：“豆豆快下来，让爷爷换鞋歇歇。”豆豆不肯，赖在我身上。我摆摆手说：“没事，不沉。”换拖鞋的时候有些吃力，我一手抱着豆豆，一手扶着墙。儿子赶紧过来帮我，从身后虚扶了一把。

客厅里暖气开得足，我穿羊绒衫都觉得有些热。沙发是新中式的，米白色布面，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摆满了瓜子、糖、水果，还有几盘凉菜。电视开着，放的是重播的春晚，声音不大，当背景音乐。我坐在沙发上，豆豆依偎在我腿边，仰着小脸问我：“爷爷，你会下棋吗？爸爸给我买了飞行棋。”

我说会。她就跑回卧室，抱出来一个花花绿绿的盒子，拽着我陪她玩。我陪她下了两盘，心思却不在棋上，总往厨房那边飘。厨房门半掩着，小敏在里头忙活，锅铲碰撞的声音响个不停。儿子在旁边打下手，一会儿递个盘子，一会儿剥个蒜。我听见小敏小声问他：“爸怎么突然又来了？你跟他说什么了？”儿子说：“没说什么，就发了条短信。”小敏说：“那你还挺能。我还以为你爸不来了呢。”儿子没接话。

我心里泛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原来他们也没底，也是在赌。赌我这把老骨头还认不认这个家。

过了一会儿，小敏从厨房出来，用围裙擦着手，笑着说：“爸，您先坐，我下去接个人。”我“哦”了一声，没多想。等她出门了，我才后知后觉地心里一紧。

我看了儿子一眼。他正低头给豆豆剥橘子，眼皮子都没抬。我张了张嘴，想问，又忍住了。厨房里炖着东西，咕嘟咕嘟地响，香气一阵阵地飘出来，勾着人的鼻子。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门响了。小敏的声音从玄关传来：“妈，您慢点儿，地上滑。”

我手里的棋子停在半空，没落下去。然后我听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知道，知道。我这鞋底子不滑。你别搀我，让人笑话。”

那声音老了些，沙哑了些，可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李慧兰。

我僵在沙发上，没回头。豆豆从地上爬起来，喊了声“姥姥”，从我腿边跑过去。我听见李慧兰惊喜地应着：“哎哟，我的豆豆！想死姥姥了！来，让姥姥看看长高了没有。”

小敏在旁边说：“妈，把外套脱了吧，屋里热。”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儿子站起来，迎过去，说：“妈，来了。”李慧兰“嗯”了一声，声音里带着点不自然，像是早就知道了我也在。

过了好一会儿，脚步声才从玄关慢慢移过来。我手里还捏着那枚黄色的飞行棋子，指节攥得发白。终于，眼角余光里，她走进了客厅。

我抬起头。

二十八年了。她老了，头发白了不少，烫成了小卷，染得不算匀，发根处露出一截白。脸也皱了，眼角和嘴角都耷拉下来，只有那双眼，还是那样亮，带着点倔强的光。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羽绒服，脱了外套，里头是件深灰色的毛衣，领子很高，大概是她自己织的。她站在客厅里，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来了。”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干巴巴的，像一根晒透了的柴火。

“嗯。”她应了一声，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圈，“你也……老了不少。”

“你也是。”我说。

然后就没话了。空气像是被冻住了，连暖气的嗡嗡声都显得突兀。豆豆拉着李慧兰的手，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她，像是察觉到气氛不对，小声喊：“姥姥，去我屋里，我给你看爷爷送我的八音娃娃。”

李慧兰低下头，冲豆豆笑了笑：“好，走，看娃娃去。”她牵着豆豆往卧室去了，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但没有停留。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膏药味，混着点樟脑球的气味。那味道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她坐在缝纫机前给儿子做衣服，后背贴着膏药，也是这样一股味儿。

客厅里又剩下我和儿子。儿子重新坐到我旁边，给我倒了杯茶，低声说：“爸，妈今天本来不来的。是小敏好说歹说，她才答应。您别多想，就是吃顿饭。”

“我多想什么。”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来就来了，这房子是你的，你爱请谁请谁。”

“爸，”儿子叹了口气，“您这嘴，非得这么硬。”

我没吭声。厨房里的香气越来越浓，锅里的汤大概快炖好了。小敏从厨房出来，去卧室喊豆豆和姥姥洗手准备吃饭。李慧兰牵着豆豆出来，往厨房走，经过客厅时，我下意识地偏了偏身子，给她让路。她也没看我，径直过去了。

饭菜上桌，摆了满满一桌。中间是一锅大虾仁饺子，热气腾腾的，果然是小敏包的。旁边还有几道菜：红烧排骨、清蒸鱼、炖鸡、几盘凉菜，还有一盆汤。我扫了一眼，那些菜大多是家常做法，跟我妈当年做的有些像，大概是李慧兰传下来的手艺。

座次有些微妙。主位空着，儿子让我坐，李慧兰坐在我对面。小敏和豆豆分坐两边。儿子开了瓶酒，给我倒了一杯，又给李慧兰倒了小半杯。李慧兰摆手说：“我不能喝，心脏不好。”儿子说：“就一口，红酒，活血的。”她这才没推辞。

开饭前，儿子举杯，看看我，又看看李慧兰，眼圈有点红：“爸，妈，今天初五，咱们一家人……好多年没坐在一起吃饭了。我也不会说场面话，就祝你们二老身体硬朗，以后年年都能坐一块儿吃顿饭。”说完他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我没说话，端起酒杯抿了一下。李慧兰也低头抿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小敏赶紧打圆场，给我夹了块排骨：“爸，您尝尝这个，我按妈教的方法做的。”又给李慧兰盛了碗汤：“妈，您先喝口汤，暖和暖和。”

一顿饭吃得沉默而别扭。只有小敏和豆豆在不停地说话，调节气氛。豆豆吃饺子弄得满嘴油，小敏一边给她擦嘴一边嗔怪她。儿子几次想找话题，都被我和李慧兰的沉默挡了回去。我吃得不多，几口菜下去，胃里就有些发堵。我不知道她吃得怎么样，余光里，她一直在小口小口地喝汤，偶尔给豆豆夹个饺子。

“爷爷，你为什么不跟姥姥说话呀？”豆豆忽然抬起头，天真地问了一句。

满桌人都愣住了。小敏轻声呵斥：“豆豆，吃饭别乱问。”

“我没乱问，”豆豆嘟着嘴，“爷爷和姥姥像不认识一样。可你们不是一家人吗？妈妈说，今天是我们家团圆。”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李慧兰放下筷子，低下头，用纸巾擦嘴。儿子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李慧兰，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放下筷子，站起身来：“我去抽根烟。”

走到阳台上，我把门从身后掩上。冷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寒颤，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远处城市的灯火绵延不绝，车流在夜色里像一条发光的河。我吐出烟圈，看着它们被风吹散，心里头乱糟糟的。

过了一会儿，阳台门被轻轻推开了。我以为是儿子，没回头。脚步声靠近，然后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来：“给我也来一根。”

我转过头，看见李慧兰站在我身后，裹着那件酒红色的羽绒服。她伸出手，指节粗大，手心有茧。我犹豫了一下，把烟盒和打火机递过去。她抽出一根点上，动作挺熟练，吸了一口，呛得轻轻咳嗽了一声。

“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我问。

“就这几年。”她靠在阳台栏杆上，目光望向远处，“豆豆上幼儿园后，心里空，就学会了。不多，一天两三根。”

我没接话。两个人并排站着，像很多年前在老家屋顶上晒粮食那样，只是中间隔着一米的距离。

“周建国，”她忽然开口，声音平静，“你还在怪我。”

不是问句。我没应。

“你该怪我。”她继续说，像是自言自语，“当年我要是不那么要强，不逼你，你也不会动手。你不动手，咱俩兴许不会走到那一步。”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说，“孩子都这么大了。”

“是没用。”她笑了一声，干涩得像秋风吹过枯叶，“可不说，总搁在心里，硌得慌。二十八年了，我都没跟你说过一句软和话。今天想说，又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她顿了顿，把烟灰弹到窗外：“周正三十三了。你算算，你从他五岁离开，到三十三岁，一共见过几面？你怪我对你冷淡，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一个女人，带着个儿子，嫁到人家家里，处处要看人脸色。我要是不硬气点，早被人踩到泥里去了。我对你硬，那是没办法。可你呢？你拍拍屁股走了，连封信都不来。周正上初中那年，发高烧烧到四十度，嘴里喊爸爸。我守着他，哭了一宿。那时候你在哪儿？”

她说着说着，声音开始发颤。我夹烟的手也抖起来。

“我不想为自己开脱，”她吸了吸鼻子，“我就是想让你知道，这些年，难的不止你一个。你一个人在外头，是苦。可我这儿，也不容易。周正能长成今天这样，有赵长顺的功劳，可也有我的。你明白吗？”

我没说话。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堵得死死的。烟烧到头了，烫了手指，我才猛然甩掉。

“我明白。”我哑着嗓子说。

她转过头看着我。阳台上的灯光不亮，她的脸半明半暗，眼睛却很亮，像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她点了点头，说：“明白就好。不为别的，就为让你知道，我李慧兰这辈子，不欠你周建国什么。”

说完，她转身回了屋。我站在冷风里，又点了根烟，抽了几口，觉得满嘴都是苦涩。

那顿晚饭后，我跟李慧兰没再单独说过话。小敏安排了客房，让我留宿一晚。我本不想住，可豆豆拉着我的手不放，非要我陪她放完炮仗再走。我只好应了。晚上九点多，我带着豆豆在楼下空地上放了几挂小鞭炮和几个烟花。豆豆捂着一只耳朵，另一只手拽着我的衣角，又怕又兴奋。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心里没那么空了。

放完烟花回到屋里，大家都有些乏了。我洗了澡，换了儿子给我找的一套干净睡衣，躺在那张客房的床上。床很软，被子里有太阳晒过的味道。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李慧兰在阳台上说的那些话。她说她不欠我。那我又欠不欠她呢？我想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我起了床，刚出房门，就闻到满屋子的饭香。小敏在厨房里忙活，李慧兰坐在餐厅里包汤圆，豆豆在旁边玩面团，鼻尖上沾了点白。儿子在阳台上打电话，大概是处理单位的事情。

我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晨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李慧兰花白的头发上。她包汤圆的手法还是那样熟练，揪一坨面，压成小碗，舀一勺馅，收口搓圆。几十年前，每逢正月十五，她也会包这么一桌子汤圆，黑芝麻的、花生的、玫瑰的，我总能在馅里吃到一两粒没化开的粗糖粒。那时候，屋里头热气腾腾，日子虽然紧巴，却也有那么点甜味。

我没惊动她们，转身回了房间，把被子和床单整理齐整。等小敏喊吃饭的时候，我才出去。饭桌上，汤圆端上来了，个个圆滚滚的。豆豆用勺子舀起一个，鼓起腮帮子吹气。李慧兰坐在她旁边，细心地帮她擦嘴。我坐在对面，忽然发现，李慧兰的左手上，还戴着那枚银戒指。那是我年轻时候攒了小半年的工分，托人在县城的银铺里打的。戒指很薄，边缘已经磨圆了，光泽暗淡，可她没摘。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推了一把，又酸又胀。

吃完早饭，我准备走。儿子留我再住几天，我摇头，说：“该回去了，家里还有几盆花要浇水。”儿子没再劝，帮我把东西装好。小敏给我包了一大盒饺子，冻得硬邦邦的，让我拿回去慢慢吃。李慧兰坐在沙发上，没起身。豆豆抱住我的腿，仰着脸说：“爷爷，你下次什么时候来？”

我摸了摸她的头，说：“过些天，爷爷还来。”

“那姥姥也来好不好？”豆豆回头看了一眼李慧兰，“我喜欢爷爷和姥姥都在。”

满屋子的人都没说话。我笑了笑，没应声。李慧兰低下头，把脸别向窗外。

儿子送我下楼。电梯里，他犹豫了好一会儿，说：“爸，您跟妈……”

“别说了。”我打断他，“我有数。”

儿子便不再吱声。出了单元门，天又阴了，风刮得紧。我停下脚步，回过头，朝十六楼的窗户望了一眼。窗帘动了一下，像是有人站在后面。我没看清，但我知道，是她。

“好好对赵长顺。”我忽然对儿子说，“他替你尽了二十多年当爹的责。逢年过节，该去还去，别让人寒心。”

儿子愣了一下，点点头。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上了出租车。车开出去好远，后视镜里，儿子还站在小区门口，身影缩成小小的一点。

回到自己家，屋里还是那么冷清。我把饺子放进冰箱，换了衣服，坐到阳台上。那盆君子兰已经彻底蔫了，叶子软塌塌地耷拉着。我给它浇了点水，自言自语道：“对不住，光顾着怄气，把你们也连累了。”

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花盆上。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跟我妈在老家的小院里也养过一盆君子兰。那时候李慧兰刚过门不久，有天她在院子里晾衣服，指着那盆花说：“这花好，君子兰，配你妈的性子。”我妈在一旁笑，说：“慧兰会说话。”那时候的黄昏很安静，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风里有柴火和饭菜的味道。那是我这辈子少有的、想起来就觉得心口发暖的日子。

我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儿子的短信。我没有看，只是把手按在心口，感受着那里头一下一下的跳动。窗外的风声小了，有零星的鸟鸣声传进来。我坐在那里，慢慢地，慢慢地，竟然睡着了。

那一觉睡了很久，无梦无醒。等再睁开眼，太阳已经偏西了。我揉揉脸，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楼下小区里，几个孩子在不远处放摔炮，噼里啪啦地响。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从花坛边跑过，身后跟着个老人，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我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小敏给我打包的饺子。

锅里的水烧开了，饺子下进去，白胖胖地浮起来。我捞了一盘，蘸着醋吃了一个。大虾仁的，鲜得很。

吃了两个，我放下筷子，去客厅拿了手机。儿子的短信还在，上面写着：“爸，到家了说一声。还有，妈说她初十想上您那儿去一趟，给那盆君子兰换个盆。您看行吗？”

我站在窗前，把那条短信看了三遍。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行。让她来吧。”

我站在窗前，把那条短信看了三遍。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行。让她来吧。”

发完短信，我把手机搁在窗台上，继续吃饺子。饺子已经有些凉了，虾仁馅还是鲜的，嚼在嘴里，带着一股淡淡的甜。我吃得很慢，好像每一个饺子都值得认真对待。窗外天色渐渐沉下去，西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橘红色，大片大片地铺开，像谁在天上泼了一桶颜料。小区里的路灯次第亮起来，暖黄色的光落在雪地上，把那些孩子们踩出的脚印映得深深浅浅。

我想起李慧兰说初十要来。今天是初六，还有四天。四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环顾了一下屋子，忽然觉得哪里都乱。茶几上有烟灰，沙发靠垫歪了，地板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阳台上那盆君子兰半死不活地耷拉着叶子，花盆边缘结着一圈白碱。厨房水槽里还泡着几个没洗的碗，案板上散着几粒葱花。我这些年一个人过惯了，日子过得潦草，平时不觉得什么，这会儿却有些坐不住了。

第二天一早，我破天荒地起了个早，把屋里从头到尾收拾了一遍。拖地、擦窗、抹桌子、刷马桶，连油烟机都拆下来洗了。弄到中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看着亮堂堂的屋子，心里竟有些舒坦。我甚至把衣柜里那些皱巴巴的衣服都拿出来熨了一遍，一件件挂好。做完这些，我又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些可笑，像是年轻时候等着相亲那样，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可那几天，时间过得慢极了。我每天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看那些提着大包小包走亲访友的人。初六那天，隔壁楼有人放了一挂长鞭炮，炸得半个小区都在回响。初七，雪又下起来，纷纷扬扬地，把过年留下的一地红纸屑都盖住了。初八，老陈从海南回来了，给我带了几个椰子糖，来我家坐了一会儿。他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短袖衬衫，脸晒得黑里透红，一进门就嚷嚷：“老周，海南真是好地方！你早该跟我一块儿去！”

我给他倒了杯茶，说：“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待着。”

老陈往沙发上一靠，剥了颗椰子糖丢进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我听说你初五去你儿子那儿了？怎么样，见着你前妻了？”

我点了根烟，没说话。

老陈“啧”了一声：“你这人，啥事都憋在心里。见着了还是没见着，给个话。”

“见着了。”我吐出一口烟。

“那不挺好嘛！二十多年没见，都说啥了？”老陈来了兴趣，凑过来，眼神里带着点八卦的光。

“没说啥。”我顿了顿，“她说她这些年也不容易。”

老陈愣了一下，然后叹了口气：“她是不容易。你想想，一个女人，离了婚又再嫁，带着个拖油瓶，能容易到哪儿去？你也甭老记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都多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脖颈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没吭声。老陈又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临走前，他指了指阳台上那盆君子兰，说：“这花快死了。你给它换个大点的盆，施点肥，兴许还能救回来。海南那边的花，都长得可疯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边的人会养，舍得花心思。人也一样，你不花心思，什么都得蔫。”

他说完，背着包走了，留了一屋子椰子糖的甜味。

初九那天，我去了趟花鸟市场。市场不大，在城西的一个露天场院里，平时卖花卖鸟卖鱼。大年初九，人不多，只开了三五个铺子。我转了几家，挑了两个红陶花盆，一包君子兰专用土，还有一小袋缓释肥。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见我看君子兰的土，笑着说：“大哥，家里养君子兰？这花可不好伺候，得用这种腐叶土，透气。你那盆要是年头长了，根肯定盘实了，得修根，晾一天再种。”

我点点头，又问她买了几块碎砖垫盆底。回去的路上，我抱着花盆和土，挤在公交车里，心里头想着那盆君子兰。它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那年我妈过世，我回乡处理后事，老屋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院子里杂草丛生。我临走时，看见墙角的君子兰还在，叶子蔫黄着，但根还没死。我把它从土里挖出来，用报纸包着，一路带到了城里。算起来，它陪了我快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我搬了六次家，从城南到城北，从平房到楼房，一直带着它。可我却从没好好管过它，只是隔三差五浇点水，由着它半死不活地长着。它就像我心里头那些放不下的旧事，枯了又活，活了又枯，怎么也死不绝，可也从来没真正茂盛过。

初十早上，我起得很早，洗了头，刮了脸，换了件深蓝色的毛衣。想了想，又把抽屉里那盒茶叶拿出来，是儿子前年送的龙井，一直没舍得喝。我烧了壶水，把茶具洗干净摆好。做完这些，我坐在沙发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我对自己说，慌什么，不就是一个老太太来换盆花么。

可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还是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我开了门。李慧兰站在门口，穿着件灰绿色的棉袄，围了一条深红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环保袋。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说：“你头发怎么全白了。”

我说：“早就白了。进来吧。”

她换了鞋，走进来，站在客厅中央，四下打量了一圈。我知道她在看什么。这屋子不大，一室一厅，五十多平米，家具都是旧的，有些是我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些是别人搬家不要了捡回来的。窗帘是深蓝色的，沙发是棕色的，茶几上摆着一套青瓷茶具，那是李慧兰当年陪嫁带来的，离婚的时候她没拿，我一直用着。

“这房子……你一个人住，收拾得还行。”她把环保袋放在茶几上，“我给你带了点腊肉和腌菜，自己做的。还有一袋小米，熬粥喝，养胃。”

“嗯。”我应了一声，“坐吧，喝茶。刚泡的。”

她在沙发上坐下来，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我给她倒了杯茶，她双手接过去，低头抿了一口。然后她皱了皱眉：“这茶凉了。”

我这才发现，那壶茶是半小时前泡的，已经温吞了。我有些尴尬，要重新去烧水，她摆摆手说：“别忙了，先看花。”

她起身走到阳台上，我跟过去。那盆君子兰还在角落里，叶子枯黄发软，蔫头耷脑的。李慧兰蹲下去，戴着老花镜仔细看了看，又伸手拨开表层的土，捏了捏，说：“根烂了不少，缺水，也缺光。这盆太小了，根都长不开。你以前不是挺会养花的吗？怎么把它养成这样。”

她说着，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责怪，也有点别的什么。我站在旁边，心里有些虚：“我也不会养，就浇浇水。”

“光浇水不行。”她站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得换盆。你把花盆和土放哪儿了？”

我去阳台另一头把新买的花盆和土搬过来。李慧兰从环保袋里掏出一把小铲子、一副手套和一把剪刀，都是家里种花用的家伙什。我有些意外：“你带得倒齐全。”

“我猜你这里什么都没有。”她说着，戴上手套，蹲下来，开始给君子兰脱盆。她的动作很熟练，一只手托着花根，一只手轻轻拍打旧盆外壁，那株君子兰便带着土团完整地脱出来。她用手小心翼翼地拨开根部的旧土，枯黄的叶子在她手指间轻轻抖动。

“这花跟了你多少年了？”她一边修根一边问。

“快二十年了。”我说，“我妈那盆，后来我从老家带出来的。”

她的手顿了一下，低声说：“难怪。你妈那盆，是我刚过门那年跟她一块儿分盆的。那时候长得可好了，叶子油亮亮的，开花橘红色，特别正。”她笑了笑，“你妈说，这花有灵性，跟家里和睦有关。后来咱们闹成那样，花也蔫了。说起来，还是我跟你妈的最后一点念想。”

我站在她身后，不知该说什么。阳台上光线很好，初春的阳光薄薄地洒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和那双沾满泥土的手套上。我忽然想起来，很多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在院子里摆弄那盆君子兰。那时候她还年轻，头发乌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背影纤细而结实。她回过头来冲我笑，说：“建国，你看，这花要开第二茬了。”

那时候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周建国，你发什么呆？”李慧兰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回来。她已经把君子兰的枯根烂根剪掉了，正指挥我，“去接一盆清水，再拿块干净的布来。”

我应了一声，去厨房打水。回来时，她用那把小铲子在新花盆底垫了碎砖块，又铺了层粗土，然后把君子兰放进去，一点一点地填腐叶土。她种花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认真和专注，连嘴角的纹路都柔和下来。

“好多年没种花了。”她低着头说，“家里阳台上也养了几盆，都是好养活的，绿萝、吊兰什么的。长顺不爱这些，说占地方。我就养在窗台上，每天浇点水。”

我“嗯”了一声。她没再说话，只是把土压实，最后浇了遍定根水。那盆君子兰种好了，虽然叶子还黄着，可整株花看起来精神了些，像是一口气被重新接上了。

“过些天暖和了，它就该发新芽了。”李慧兰摘了手套，直起身子，用手背擦了擦额角的细汗，“你以后别老关着阳台窗，得让它见见风。要是再蔫了，我可不管了。”

我点点头，把脏水倒掉，洗了手。两个人在客厅里重新坐定。茶已经凉透了，我去厨房重新烧了一壶水，泡了壶热茶。李慧兰捧着茶杯，慢慢吹着气，热气氤氲着，模糊了她的脸。我坐在她斜对面，一时之间，不知该从何说起。

屋子里很静，只有厨房里水壶底座发出的轻微嗡鸣，和窗外偶尔掠过的风声。我点了一根烟，刚吸一口，李慧兰就皱起眉头，伸手扇了扇：“呛死了。你烟瘾怎么这么大？”

我赶紧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不抽了。”

“我不是不让你抽。”她说，“就是……少抽点。你上次说，在阳台上抽了好几根。”

“好。”我应着。

两个人又陷入沉默。我看着烟灰缸里那根半截的烟，青白色的烟丝从断口处散出来，像是某种无声的叹息。我终于开口，说出那句堵了很久的话：“慧兰，当年那一巴掌，是我对不住你。”

她喝茶的动作停住了，杯子悬在半空，过了几秒才慢慢放回茶几上。她垂下眼睛，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都过去了。你打了我，我也没让你好过。两清了。”

“两清不了。”我摇摇头，声音发哑，“这二十八年，我没再找过别人，不是不想找，是总觉得……自己没资格。我周建国这辈子，最混账的事儿，就是打了你。”

李慧兰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神从开始的平静，渐渐泛起了波澜，像是平静湖面下涌动着的暗流。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周建国，你这人就是这样。当年你打我的时候，眼睛都不眨。我带着周正走的时候，你也不追。我等了你三年，整整三年。我想着，你要是能追上来，说一句软话，哪怕就一句，我立马就跟你回来。可你呢？你连个人影都没露过。后来我才听说你去了南方，连个招呼都没打。”

她说着，眼眶红了，声音却还强自镇定：“那三年，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住在娘家，受尽了白眼。我哥我嫂子每天给我脸子看，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没办法，才找了赵长顺。他是车间主任，人长得一般，但对我好，对周正也好。我当时想，这大概就是我的命了。”

我听着她的话，像是一根根针扎在胸口。那时候我在南方跑车，最难的时候睡过货车驾驶室，吃泡面度日。我并非不想她，反而天天想，想她和孩子想得发疯。可我也知道，我把她伤了，伤得深了，回去也白搭。我那时候倔，与其回去看她的冷脸，不如远走高飞，好歹能寄点钱回去。可我没想到，她等了我三年。

“我不知道你在等。”我说，“我以为你早就不想见我了。”

“你放屁！”她突然提高了声音，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周正五岁那年冬天，发高烧，我守着他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我天天盼着你来，哪怕就来看一眼。我让人给你厂里打过电话，人家说你辞职了。我又托人四处打听，都说不知道你去了哪儿。你知不知道，周正躺在病床上，烧得迷迷糊糊，喊的是爸爸。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办？”

她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却始终没有落下来。我放在膝盖上的手，不停地发抖。

“我那时候在广州，”我的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发出粗粝的声音，“给人家开大货车，跑长途，一个月回一次驻地。你的电话，我打不通。也想过回来，可每次到了火车站，又掉头回去了。我怕回来，看见你跟了别人。”

“可你还是没回来。”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顺着脸颊滑到嘴角，她也不擦，“周建国，你这个人，太狠了。你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你说你怕看见我跟了别人，可你有没有想过，我那时候天天在等，等一个永远不来的人，是什么滋味？”

她说完，别过脸去，用围巾角迅速擦了一下眼睛。我坐在那里，像是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屋子里暖气嗡嗡地响，窗台上那盆刚换过土的君子兰，安安静静地立着，叶子上还挂着一点水珠，晶莹剔透。

过了很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慧兰，对不起。”

“我说了，别跟我说对不起。”她平复了一下情绪，重新转回脸来，眼睛还是红的，可语气已经缓了下来，“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翻旧账的。就是……周正说，你肯让我来换花，我挺高兴。这说明你心里头，终于肯让一步了。”

我苦笑一声：“我还能犟过你么。”

“你年轻时候可犟。”她扯了扯嘴角，像是想笑，“当年你妈说，咱俩属相不合，一个倔牛一个烈马。你非说那是胡说，领着我就去领了证。领证那天，你也像现在这样，穿着件蓝不拉几的毛衣，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

我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深蓝色毛衣。她注意到我的动作，轻轻“哼”了一声：“你别多想，我就是随口一说。”

我点点头，心里头却翻涌着说不清的情绪。茶几上，那套青瓷茶具安安静静地摆着，壶嘴还冒着若有若无的热气。我忽然发现，壶盖上有个小小的缺口，是很多年前李慧兰不小心碰掉的。那时候我们刚结婚，她懊恼了好几天，还非要用胶粘上。后来胶老化了，缺口露出来，我竟然看习惯了。此刻那缺口对着我，像是一道陈年的旧伤，已经不会再疼，却永远留下了痕迹。

“喝茶吧。”我说，给她续了杯热的。

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夸了一句：“这茶不错。周正买的？”

“嗯。前年送的，一直没怎么喝。”

“放着该发霉了。好东西得趁早享用，等人死了再拿出来，有什么用。”她说话还是那样，直来直去，不给人留面子。

我笑了笑。李慧兰又坐了一会儿，从包里掏出几个保鲜盒，一一摆在茶几上：“这是卤牛肉，你晚上切了吃。这是萝卜干，腌了半个月，脆得很。还有这个，辣酱，我自己熬的，不比你妈做的差。你一个人，别总对付，下点面条，切点牛肉，蘸着辣酱，总比吃泡面强。”

她一样一样地交代，语气平常得像是离开家半天的妻子在叮嘱丈夫。我看着她把那些瓶瓶罐罐摆成一排，忽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场景太熟悉了，又太陌生了。熟悉得让我心口发酸，陌生得让我眼眶发热。

“行了，我得走了。”她站起身来，把围巾重新围上，动作不紧不慢，“出来一上午了，长顺该等着我做饭了。”

我站起身：“我送你。”

“不用。我坐公交车，两站地。”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盆君子兰，“过些天我再来看看它。要是发了新芽，就说明你心诚。”

我点了点头，说：“好。”

她拉开门，迈出一步，又停了下来。她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我，声音很轻：“建国，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别总拿它折磨自己。你折磨自己，也折磨周正。他那孩子心软，这些年夹在咱们俩中间，不容易。”

我“嗯”了一声，声音有些哽咽。

她走了。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我站在门后，听着那脚步声一点一点消失，像是听着一场漫长告别的尾声。

回到客厅，我坐在沙发上，对着那一茶几的瓶瓶罐罐发呆。茶已经彻底凉了，窗外的阳光也暗了下去。我拿起那个有缺口的茶壶，在手里摩挲着。那缺口有些割手，我却舍不得放下。

那天晚上，我煮了碗面，切了半块李慧兰带来的卤牛肉，拌了点辣酱。面汤热气腾腾地扑在脸上，我吃着吃着，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无声无息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进碗里，咸咸的，混着面汤一起喝进肚里。我很多年没哭过了，几乎忘了哭是什么滋味。等一碗面吃完，脸上的泪也干了，只剩下一道道紧绷的痕迹。

第二天，我照常早起，去楼下走了两圈。回来时经过花坛，看见几株迎春花竟然冒出了黄骨朵，在枯枝败叶间格外惹眼。我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

“爸。”儿子接得很快，声音里带着点忐忑。

“初十，你妈来过了。”我开门见山。

“我知道。我送她去的公交站。”儿子顿了顿，“她回来心情挺好，说花换过盆了。还说您看起来精神多了。”

“嗯。”我应了一声，“你妈这人，还是那么爱操心。”

儿子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又试探着问：“那……爸，今年元宵节，您还来吗？妈说她要过来包汤圆。豆豆已经惦记上了，天天问爷爷来不来。”

我想了想，说：“来。不过你妈在，赵长顺那边……”

“赵叔回老家了，他侄儿十五结婚，他初十就走了，得住几天。”儿子解释，“妈一个人，我就让她过来一起过元宵。”

“知道了。”我点点头，“到时候我早点去，帮你妈和面。”

儿子明显高兴起来，声音里都带着笑：“行！您早点来。豆豆天天闹着要跟爷爷下棋，说上次那盘飞行棋她没输，还得再来。”

“小丫头，让她赢两把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忍不住笑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盆换过土的君子兰。它还是黄着叶子，可叶芯处，似乎隐隐有点返青的意思。我凑近了看，果然，最中间那两片小叶子，颜色比外圈的要绿一些，嫩生生的。我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又赶紧缩回来，生怕碰坏了。

那几天，我每天都去看那盆花，给它喷点水，擦擦叶子上的灰。老陈又来了两回，见我在阳台上伺候花，打趣说：“老周，你这是改行当花匠了？这花要能救活，我就把我家那盆烂兰花也抱来。”

“你那兰花是浇水浇死的，跟我这个不一样。”我头也不回，“我的花是有底的，就是缺人照管。”

老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剥了颗糖，嘟囔着：“德行。不就一盆花么，瞧把你宝贝的。”

我直起身子，看着那盆君子兰，心里想，人这一辈子，有些东西看着像是死了，其实根还活着，只等着有人肯花心思，把烂掉的根修掉，换上一捧新土。花是这样，人和人之间，大概也是这样。

初十四那天傍晚，李慧兰给我打了个电话。这是二十八年来，她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我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心脏猛地跳了几下，像是揣了只兔子。我划开接听键，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稳：“喂。”

“喂，那个，周建国。”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有些犹豫，“我明天去周正那儿，你……你什么时候去？”

“明天上午吧。”我说，“不是说好了吗，我去帮你和面。”

“谁跟你说好了。”她嘀咕了一句，随即又改口，“那你早点，周正说明天有雪，路上不好走。你打个车，别挤公交了。”

“知道了。”我应着，嘴角却不自觉地扬起来，“你在家等着，我让周正先去接你。”

“不用，我自己过去。”她停了一下，又说，“对了，你明天穿厚点，别光穿那件蓝毛衣，那衣服不抗风。我去年给周正买了件羽绒马甲，他穿着小了，我明天给你带过去，你试试合不合适。”

我心里一热：“你还给我买衣服了？”

“谁给你买了？我是买了周正穿不了，才想着给你。”她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点被戳穿的慌张，“爱穿不穿。”

“穿。你带过来吧。”我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然后她“嗯”了一声，匆匆挂了。我拿着手机，站在黄昏里的阳台上，忍不住笑了。那是一种从心底里升上来的笑意，像春水破冰，一点一点地漾开。

正月十五一早，天果然阴得厉害，风里夹着细碎的雪粒。我穿了件黑色的厚棉衣，围了条棕色围巾，出门前又照了照镜子。镜子里那个老头精神了不少，连胡子都刮得铁青。我拎着一袋水果和给豆豆买的小烟花，打车去了儿子家。

到的时候还不到十点。开门的竟是李慧兰，她穿着件枣红色的毛衣，腰间系着围裙，手上沾着白面粉。她看见我，侧身让我进去，嘴里说：“你怎么才到？我都和上粉了。”

我换了鞋，把东西放下，往厨房走：“路上滑，车开得慢。你什么时候到的？”

“八点多就到了。”她跟在我身后进了厨房，“豆豆还睡着，小敏夜班刚回来，在补觉。周正出去买糖桂花去了，说豆豆爱吃桂花馅的。”

厨房里很暖和，盆里盛着一大团雪白的面团，案板上摆着几种馅料，有黑芝麻的，有花生的，还有一碗金黄的糖桂花。我洗了手，站到案板前，李慧兰揪了一小团面，开始搓圆。她的动作还是那么利索，仿佛岁月从未改变过什么。

我也开始动手。两个人站在厨房里，手臂偶尔相碰，谁也没有躲开。面团的触感细腻而温润，掌心的温度把面和得越来越软。窗外雪越下越大，厨房里却暖烘烘的，热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层白雾。

“你看你，汤圆搓得还是那么丑。”李慧兰瞥了一眼我手里那个扁趴趴的面团，笑话我。

“能吃就行。”我低头专心搓着，“你以前不也说我丑吗，后来还不是嫁了。”

“那是你死乞白赖求来的。”她轻哼一声，“当年媒人给你介绍了三个姑娘，就我看走了眼。”

“那是你眼光好。”我接话，“不然周正能长那么精神？随我。”

“随你？”李慧兰笑出声来，“幸亏随了我。要是随了你，那鼻子那眼，还不跟个土豆似的。”

我也笑起来。厨房里的笑声轻快而短促，混着锅碗碰撞的声响。外头客厅里传来豆豆刚睡醒时软乎乎的喊声：“姥姥——爷爷来了吗？”接着是一阵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豆豆披散着头发跑进厨房，一把抱住李慧兰的腿，又歪过头来看我，眼睛笑成两条缝：“爷爷真的来了！爷爷，你上次说给我讲小马过河，还没讲完呢！”

我手上全是面粉，不敢碰她，只低头说：“等爷爷包完汤圆，接着给你讲。这回小马过了河，还要去找小松鼠算账呢。”

“为什么呀？”豆豆仰着脸问。

“因为小松鼠说河水深，把小马吓着了。其实河水才到小马膝盖。”我一本正经地说。

豆豆“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像铃铛一样，洒满了整个厨房。

中午，小敏醒了，也钻进厨房帮忙。她看着我和李慧兰并肩站在案板前，一个搓一个包，动作默契，忍不住偷偷拍了张照片，然后悄悄给儿子看。儿子站在门边，看着我们，眼睛里头亮晶晶的。

汤圆出锅的时候，窗外已经白茫茫一片。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热气腾腾的汤圆一人一碗。豆豆非要自己挑，用勺子把最大最圆的那几个舀进自己碗里，又觉得舍不得，分了一个给我，一个给李慧兰。我跟李慧兰对视一眼，都笑了。

那顿元宵节，我们吃了很久。汤圆很甜，甜得人心里头发暖。儿子破例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说话都带着笑。小敏在旁边给我盛汤，一口一个爸，叫得自然又亲热。李慧兰坐在我对面，时不时地给豆豆擦嘴，眉眼间全是柔和。

晚饭后，雪停了。我跟李慧兰一起下楼，在小区里走了走。月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雪地上，亮堂堂的。我们并排走着，谁都没有说话。鞋踩在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像是大地在低语。走到一个花坛旁，我看见那几株迎春花已经开了，黄灿灿的，在雪地里格外鲜艳。

我停下脚步，说：“慧兰，春天要来了。”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轻轻“嗯”了一声。

“以后……常来帮我看花吧。”我说，“我一个人，怕是养不好。”

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月光下，她的脸上有种异样的温柔。她点了点头，说：“好。”

那一刻，风停了，雪静了，整个小区都陷在一片安宁里。我站在她身边，看着那几株迎春花，在心里默默地说，周建国，你苦了半辈子，倔了半辈子，终于在老得走不动之前，找回了那点暖和的东西。

元宵的月亮悬在天上，亮得澄澈，亮得坦荡。

日子像是被谁的手轻轻拨了一下，从那天起，便顺着一个我许久未曾想过的方向，慢慢淌了下去。

过了元宵，天倒是没继续冷下去。风里开始带着一点潮润润的土腥气，吹在脸上不像年前那么刀子似的割人。小区花坛里的迎春花开得一天比一天盛，黄灿灿地压满了枝头。那盆君子兰被我挪到了阳台光线最好的地方，每天早晨拉窗帘，傍晚再拉上，隔两三天浇一次水，偶尔用湿布擦擦叶子。我做得笨拙，却格外认真。老陈来下棋看见了，啧啧称奇：“老周，你这伺候月子似的，我看这花早晚被你惯死。”我头也不抬地说：“你懂什么，花跟人一样，你对它上心，它才给你长脸。”

其实我说得轻巧，心里也没底。那花半死不活的，换盆之后一直没什么大动静，只是叶子不再往下耷拉了，中间那点嫩芯倒是一直青着。我每天去看，有时候觉得它在长，有时候又疑心是自己的错觉。李慧兰初十之后又来过两回。一回是给我送了一瓶她自己沤的花肥水，黑乎乎的一罐子，闻着有点腥。她叮嘱我兑水浇，一次别多，薄肥勤施。另一回是傍晚，她路过附近，说上来坐坐。我在厨房里给她下了碗面，切了点她带来的卤牛肉，又拌了盘黄瓜。她坐在餐桌前吃着，忽然说：“你这屋里，比以前有人气儿了。”

我没接话，只是把面碗往她跟前推了推。

她走的时候，从包里掏出一双毛线袜子，深灰和藏蓝两个色，织得厚实。她说：“闲着没事织的，你脚后跟老裂口，晚上穿着睡。”我接过来，嘴上说“麻烦你了”，心里头却像被什么东西烘着，暖得有些发烫。

那以后，我们之间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起初一周一个，后来两三天一个。有时是她打来，问那盆花长得怎么样，有时是我打过去，跟她汇报自己又学会了一种汤面的做法。电话总是很短，三五分钟就挂，可挂完之后，我总觉得屋子里静得没那么难熬了。儿子大约也觉出了什么，有次打电话来，故意试探着问：“爸，您最近跟我妈常联系？”我“嗯”了一声。他在那头笑，说：“挺好。豆豆说，她想每个周末都让您和姥姥一块儿来家里吃饭。”我说：“你当开车不累啊？折腾你妈呢。”儿子说：“不折腾，我乐意。”我在电话这头骂了他一句，却忍不住弯了嘴角。

二月二那天，李慧兰约我去城郊的普济寺。她说开春了，想给周正一家求个平安。我本来不爱去这些地方，可她说一个人去没意思，又说公交太挤，让我陪着她。我便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去了。我们约在汽车站见面。我到的时候，她已经站在站牌底下了，围着我去年冬天见她时那条深红围巾，手里拎着个布兜。看见我，她招了招手，脸上竟带着点笑。

“你倒准时。”她说。

“我坐车来的，路上没堵。”

她点点头，朝远处张望了一眼。我注意到她今天穿了件藏青色的短外套，领口别着一枚旧胸针，是那种老式的银质花形，有些发乌了。那胸针我认得，是我三十年前出差去上海时给她买的，那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坐火车出远门，在南京路上一家小店里看中的，花了半个月的工资。离婚的时候，她没带走，我还以为早丢了。如今见它别在她领口，心里头一时又酸又热。

“这胸针你还留着。”我忍不住说。

她低头看了一眼，像是才想起来：“哦，这个啊。在箱子底翻出来的，看着还能戴，就戴上了。”

她语气平淡，可耳根子后面红了一小片。我没戳穿她，只是把目光移向远处。车来了，我让她先上，自己跟在后面投了币。车厢里人不算多，我们并排坐下。她靠着窗，我挨着过道。太阳从车窗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分明。我看着她，忽然发现她右耳垂上有一颗小痣，像一粒微小的芝麻。很多年前，我总爱趁她不注意的时候，从后面亲一下那颗痣。那时候她会笑着躲，骂我老不正经。如今那颗痣还在，人和时光却都老了。

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山脚下。普济寺在半山腰上，香火不错，正月里来上香的人很多，二月初二这天也不少。我们沿着石阶慢慢往上爬。李慧兰腿脚不如从前了，走一段便要歇一歇。我走在她身后半步远的地方，时不时伸手想扶她，又觉得不太合适。有次她踩到一片青苔，脚下一滑，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借力站稳了，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松开手，掌心里还留着她衣料粗粝的触感。

到了寺里，我们买了香，在正殿前拜了拜。我向来不信这些，可站在佛前，看着她闭目合十的侧影，心里头竟也生出几分虔诚来。我学着她的样子，弯下腰，拜了三拜。起身时，她正看着我，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宽慰。

“你许了什么愿？”她问。

“没许。”我说，“就是求个心安。”

她笑了笑，没追问。我们从寺里出来，绕到后面的偏院。那里有几株老梅树，花开得正好，粉白粉白的，映着红墙灰瓦，好看得跟画一样。李慧兰站在梅树下面，仰着头看，忽然说：“建国，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结婚那会儿，也去寺里看过一回梅花。”

“记得。那是邻村的小庙，就在你娘家后山。梅花只有两株，还没这个开得好。”我接话。

“那时候你非给我折一枝，被看庙的老头追了半里地。”她笑了起来，眼睛弯弯的，“你跑得鞋都掉了一只，还举着那枝花不放。”

我也笑起来：“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怕。”

“现在呢？”她转过头来看我，眼里有笑意，也有点认真。

我想了想，说：“现在也怕。怕老，怕病，怕哪天醒不过来，一肚子话全带进土里。”

她听了，笑容淡下去，轻轻叹了口气：“人老了，总爱想这些。我有时候半夜醒来，也会想，要是当初没走那一步，现在会是啥样。”

我没说话。风吹过来，几片梅花瓣从枝头落下来，其中一片落在她肩头。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替她拂去了。她愣了一下，低头看看自己的肩，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终究什么也没说。

从寺里出来，已经快中午了。我们在山脚下一家小面馆各吃了一碗素面。面很清淡，汤头却鲜，李慧兰吃得挺香。我把自己碗里的几片香菇夹给她，她没推辞。吃完饭，我们在路边等回城的车。阳光暖融融地照着，山野间有早春的鸟叫声，清清脆脆的。李慧兰站在我旁边，忽然说：“周建国，下个月十五，我妈忌日。我想回趟老家，顺便给两边老人上上坟。你……要不要一起？”

我怔了一下。她说的“两边老人”，自然是指她妈和我妈。我妈的坟在老家后山坡上，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去过了。前年清明，我本来打算回去，临到车站又折返了，心里头怵得慌，怕见着老屋，怕见着那些旧人旧事。如今她这么一提，我忽然觉得，是该回去看看了。

“好。”我说，“我跟你回去。”

她点点头，似乎松了口气。车来了，我们上车，还是老位置。回去的路上，她有些乏了，靠在椅背上打盹。车在山路上轻轻颠簸，她的头一点一点地往下滑。我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轻轻把她的头拨过来，让她靠在我肩膀上。她像是醒了，又像是没醒，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便没再动。我僵着身子坐着，一动不敢动，心里头却出奇地踏实。

窗外的山影一重一重往后退，像是这些年被我们丢在身后的岁月。

三月中旬，我们回了趟老家。老家在邻县一个叫柳河村的地方，从城里坐长途汽车，再转乡间中巴，颠颠簸簸要三个多钟头。那天早上六点我们就出发了。我背着一个双肩包，里头装着两瓶酒、几样点心和一束在花店买的菊花。李慧兰拎着个包袱，鼓鼓囊囊的，不知装了些什么。车走到半路，下起了小雨，雨丝细细密密的，把车窗糊成一片朦胧。李慧兰靠窗坐着，一直望着外头。雨雾里的田野泛着新绿，有农人在田埂上走，戴着斗笠，赶着牛。

“多少年没回来了。”她喃喃地说。

“我也好几年了。”我说。

中巴在村口停下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天还阴着，空气里全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我们下了车，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槐树还没发芽，枝干虬曲着伸向灰色的天。李慧兰抬头看着，说：“这树还活着。”我说：“活着。老东西了，命硬。”

我们沿着村道往里走。路是水泥路，两边盖起了不少新楼，贴着白瓷砖，气派却陌生。从前那些土坯房、篱笆院，大多拆了。偶尔还能看见几间老屋，塌了半截山墙，荒草长到了窗台。李慧兰一路走一路看，偶尔指着一处说，这是谁谁家，那是谁谁家。我大多不记得了，只敷衍地应着。走了约莫二十分钟，我们拐进一条窄巷，停在一扇破旧的木门前。门上挂着一把生满铁锈的锁，门板被风雨侵蚀得坑坑洼洼，贴着门神的残迹，颜色褪得只剩一点淡红。

这是我家的老屋。或者说，是我妈留下的那几间旧房子。

我从背包里掏出钥匙，费了好大劲才把锁捅开。门轴吱呀一声，像是被惊动了的老人。院子不大，荒草丛生，墙角那丛野月季倒还活着，攀在墙头上，抽出不少新芽。那棵我小时候常爬的枣树，还在院角立着，枝杈光秃秃的，被雨水洗得发黑。正屋的门虚掩着，我推开，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光线昏暗，那些旧家具都蒙着灰，屋顶有处漏了雨，地上汪着一小滩水。墙上挂着我爸妈的遗像，相框也旧了，可两个老人的面容还依稀可辨。我妈笑得慈祥，我爸则一脸严肃。

李慧兰跟着我进了屋，站在我爸妈的遗像前，久久没说话。然后她从包袱里掏出几炷香，就着打火机点着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把香插在供桌上的旧香炉里。那香炉是我妈生前用过的，粗陶的，积着多年的香灰。

“妈，我来看您了。”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点沙哑，“带着建国一块儿来的。您放心，我们都好。”

我在旁边站着，喉咙发紧。我妈走的那年，我还在南方跑车，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回来时，人已经装殓了。那是我这辈子的另一个大窟窿，从没跟人提过。此刻看着李慧兰给我妈上香，那些旧事全翻涌上来，堵在胸口。

从我家老屋出来，我们去了她娘家。她家的老房子还在，翻修过，住着她一个堂弟。堂弟见着我们，先是一愣，随即热情地迎出来，喊她“慧兰姐”，又打量着我，半天才试探着叫了声“姐夫”。我点点头，递了根烟过去。我们在她堂弟家坐了坐，喝了杯茶，聊了些不咸不淡的近况。李慧兰问起几个长辈，堂弟一一说了，有的还健在，有的已经走了。李慧兰听着，眼圈有些红，但始终没有失态。

从堂弟家出来，我们沿着屋后的小路往山上走。两家的祖坟都在后山坡上。刚下过雨，路泥泞得很，我走在前面，不时回头拉她一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凉凉的，有些发颤。我们走得很慢，谁也没说话。山路两边的草已经返青了，有叫不出名字的小野花从石缝里探出头来，白的、紫的，在风里轻轻摇晃。

先到她妈的坟。李慧兰蹲下去，把坟头的杂枝清理了，摆上点心和酒。她跪在泥地上，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真切，只隐约听见“妈”“女儿不孝”“以后常来看您”几个词。我站在她身后，心里头泛起一阵难受。等她说完了，我上前一步，也鞠了三个躬。她扭头看我，眼神里有意外，也有一点感激。

又往上走了一段，便到了我妈的坟。坟不大，水泥顶子，坟前有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字，被雨水冲得发白。我看到碑上“先妣周陈氏之墓”几个字，鼻子一酸，扑通跪了下去。泥水溅起来，湿了我的裤腿。我磕了三个头，又三个头，额头抵在冰凉的湿土上，许久没有起来。

李慧兰在我身边蹲下，轻声说：“起来吧，地上凉。妈知道你来了，肯定高兴。”

我慢慢直起身子。她递给我一块手绢，让我擦脸。我接过来，那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皂粉味，很干净。我擦去脸上的泥和泪，深深呼了口气。远处的天边裂开一道缝，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山坡上，把那些刚冒头的新草映得翠绿。我站起来，把点心和酒摆好，又点了香。李慧兰也鞠了躬。

“妈，我过得挺好的。”我对着墓碑说，声音还有些抖，“周正也大了，有家有口的。您就放心吧。”

李慧兰在旁边轻轻“嗯”了一声。

我们在坟前又坐了一会儿，把瓶里的酒洒了一半在地上。山风从沟那边吹过来，呜呜地响，像是人低低的絮语。我看见李慧兰缩了缩肩膀，便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递给她。她摇头不要，我硬披在她肩上。她没再推，只是把外套裹紧了些，衣服太大，她穿着空荡荡的。

下山的时候，阳光已经全出来了，照得整片山坡金灿灿的。我走在前面，李慧兰跟在我身后。快到山脚时，她忽然说：“建国，你慢点，我有话跟你说。”

我停住脚步，回过头看她。她站在离我两级台阶远的地方，阳光从她背后打过来，她的脸半隐在阴影里，可眼睛却亮得惊人。

“周正五岁那年，你打过我之后，我带着他回了娘家。我妈身体不好，那天夜里帮我敷眼睛，问我想怎么办。我说，我要离婚。我妈当时就哭了，说日子再难，也不能轻易走那一步。我不听，我倔。第二天就去公社写了离婚申请。后来你来了，什么都没说，签了字。我那时候其实有点盼着你不签。可你签了。”

她的声音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可我知道，这些话她憋了太多年。

“我签字，是因为我知道留不住你。”我哑着嗓子说。

“你从来没试过留我。”她摇摇头，嘴角泛着一点苦涩，“你但凡说一句‘别走’，我可能就心软了。可你什么都不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

我无言以对。

“所以那年你打我的时候，我怕的不是疼，是你眼睛里那种冷。”她继续说，声音轻得像要被风吹散，“你看着我，像看着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人。我那时候就明白了，你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

“慧兰……”

“你听我说完。”她打断我，“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你算旧账。我是想告诉你，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是你先不要我们娘俩的。可后来我想，那时候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心里头怕得不行，只是不知道怎么说。你妈总说你像你爸，嘴笨心硬。可你爸你妈感情好了一辈子。你不是嘴笨，你是太要强。你要强到连自己的女人都留不住，还要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她说得对。每一个字都像钉子，稳稳地钉在我心上最软的那个地方。

“现在说这些，晚了。”我叹了口气。

“不晚。”她忽然笑了，眼睛里有泪光闪烁，“我能在有生之年，跟你说清楚这些，就不算晚。你也别觉得亏欠我。当年我也有错，我太要强，把你往外推。咱俩这场婚，散得不冤。可周正那孩子没错。往后，你别再把自己封起来了。你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给我打电话，我过来搭把手。行不行？”

我看着她，喉咙里像堵着一团棉花。我慢慢走过去，走到她面前，伸出手，犹豫了一下，终于轻轻搭在她胳膊上。她没躲。

“行。”我说。

她低下头，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我手背上，温热的。

从老家回来后，我病了一场。不知是那天在山上吹了风，还是情绪起伏太大，第二天便开始发烧，浑身酸痛。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李慧兰每天来，给我熬粥、烧水、喂药。我烧得迷迷糊糊，有次拉住她的手，叫了声“妈”。她没恼，只是把我额头上换下的湿毛巾又凉了凉。等我清醒过来，她已经走了，只在床头留了张字条：粥在电饭锅里，药在桌上，记得吃。

那张字条我收起来了，夹在床头那本旧相册里。

病好了以后，我跟李慧兰的关系变得更近了。我们不再避讳什么。儿子和小敏也看出来了，每次家庭聚会，都自然而然地把我们俩安排在一起。豆豆更是高兴，天天盼着周末，说“爷爷跟姥姥一块儿来”才热闹。赵长顺那边，据说也渐渐知道了。有回李慧兰来我家，临走前忽然说：“长顺问我了，说你是不是跟周正他爸又走动了。我说是。他没多说什么，就是让我自己拿主意。”

我看着她，不知怎么接话。她笑了一下：“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我跟他过了二十多年，说没感情是假的。可那种感情，跟你年轻时候给我的，不一样。你懂吗？”

我点点头。我不懂，但看着她那样平静地说出来，我心里也并不觉得嫉妒。人都到这个岁数了，很多事，早就不是非黑即白的了。

四月初，君子兰真的发了新芽。那天早晨我去浇水，发现中间那簇嫩芯旁边，又钻出来两片小小的新叶，青翠欲滴，精神抖擞。我高兴得差点把水壶摔了，赶紧给李慧兰打电话。她在电话那头也笑，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花了心思，它就不会死。”我说：“那都是你的功劳，是你来换的盆。”她说：“别贫了，过两天我去看看。”

果然，过了没几天，她来了。一进门就直奔阳台，弯着腰看了半天，又用手摸了摸新叶子，笑得像个孩子：“活了，真活了。我就说这花有灵性。”

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并排站在阳台上。楼下的桃花开了，粉团团的一大片。春风从窗口灌进来，带着一股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忽然觉得，活着真好。原来人老了，也能活出点新意来。

“五一，周正说想带着豆豆去郊区农家乐住两天，问咱俩去不去。”李慧兰忽然说。

“去呗。反正在家也没事。”我答。

“那这花怎么办？两天不浇水，没事吧？”她有些担心。

“没事，两天渴不死。再说它现在根壮了，不怕。”我拍了拍花盆边缘，底气十足。

“行，那我去跟小敏说，让她订房间。”她点点头，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对了，你把你那件薄外套带上，晚上山里凉。”

“知道了。”我笑着应。

五月的风从窗外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她抬手挽了挽，动作很轻。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那些失去的二十八年，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此刻，她在这里，我也在这里，那盆君子兰，在风里轻轻摇曳着新生的叶子。

后来我常想，人这一辈子，究竟在争什么，又争到了什么。年轻时我们争对错，争输赢，争那口咽不下去的气。争来争去，争丢了一个家。到老了才明白，很多事，没有对错，只有错过。幸好，老天还留了点时间给我们。那些错过的，虽然找不回来了，可还能重新再种。像那盆君子兰一样，根还在，土换了，就还有开花的一天。

老陈后来知道我和李慧兰的事，非说我有本事，离了婚还能把前妻追回来。我骂他胡说八道，说我们没复婚。老陈撇撇嘴，说：“复不复婚有什么打紧？你自个儿心里明白就行。老周啊，你比我强。我闺女让我去海南，我想去又不想去。到了这个岁数，最怕两样东西，一怕孤单，二怕给人添麻烦。你能想开，是你的造化。”

我看着他，忽然有些同情。老陈其实是个好人，就是命不太好。他那个女婿，总是冷着一张脸，对老陈爱搭不理。老陈每次从闺女家回来，都要喝一顿闷酒。我劝过他几回，他总摆摆手说算了。前几天，他跟我说，想搬去海南，在闺女家附近租个小房子住。我说：“那也好，离得近，有个照应。”他“嗯”了一声，眼睛望着远处，像在盘算什么。

六月里，天热起来了。李慧兰来得更勤了。她说夏天君子兰要遮阴，不能暴晒，让我把花盆从阳台挪到客厅靠窗的位置。我照做了。她又嫌我屋里的窗帘太厚，不透气，非拉着我去布艺市场挑了块米白色的薄纱帘，回家亲手给我换上。我站在旁边看她踩着凳子挂窗帘，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她摔着。她倒是不在乎，嘴里哼着一段老歌，大概是年轻时在厂里广播站常放的那种调子。

挂完窗帘，她从凳子上下来，拍拍手，环顾了一圈屋子，满意地说：“这下亮堂多了。”我给她倒了杯凉茶，她接过去灌了一大口，鬓角全是汗。我去卫生间拧了条湿毛巾递给她，她擦着脸，忽然说：“周建国，我有时候觉得，这日子好像又过回去了。咱俩要是当初没离，现在是不是也就这样？你浇花，我做饭，偶尔拌两句嘴，日子平平淡淡的。”

我笑了笑，说：“那也不一定。没准儿天天打，早把屋顶掀了。”

她“扑哧”一声笑出来，拿毛巾甩了我一下：“你这人，就没个正经。”

我心想，我倒是想正经，可正经给谁看呢。如今能在你跟前说几句不要脸的话，竟像是捡回了年轻时候的那点活气。

那天晚上，李慧兰留下来吃饭。我炒了几个菜，又炖了条鱼。她系着围裙在旁边给我打下手，剥蒜、切姜，动作麻利。油烟升腾里，我恍惚觉得这间屋子不再是个冷冰冰的容身之所，而是个家了。我们面对面吃饭，她一边吃一边数落我炒菜油太多，说人老了得清淡些。我也不争辩，只是往她碗里夹了块鱼肚子。她愣了一下，低头吃了。

饭后，我们下楼散步。六月的小区里，月季开得正闹，一丛一丛的，香气扑鼻。老人们在健身器材边聊天，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空地上疯跑。风里带着白天的余热，吹在人身上，暖烘烘的。李慧兰走在我旁边，穿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头发用发卡别在耳后，露出瘦削的颈子。月光照下来，把我们的影子并排投在地上，一高一矮，一晃一晃。

“建国，”她忽然叫我，“你后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当年认识我，跟我结婚，又离婚。”

我想了想，认真地说：“不后悔。要是不认识你，就不会有周正，也不会有这二十八年，更不会有今天。我活了快六十岁，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一件事：过去的，都是该过去的。留下的，才是该留下的。”

她没再说话，只是往我这边靠了靠。我们的手，在夜色里碰了碰，又分开。最后，不知是谁先伸出了手，两只满是皱纹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她的手心有些凉，我的也是。可两只手交握的地方，却渐渐生出一团温热来。

我们没有回儿子家，而是回了我的住处。那晚，李慧兰没有走。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并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一档老歌回放的节目。屏幕里唱着“月亮代表我的心”，她跟着哼，声音有些走调。我笑她五音不全，她拿靠枕砸我。然后她靠在我肩膀上，慢慢地，睡着了。

我僵坐在那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像听着这世上最安稳的声响。窗外，月光如水。

后半夜，她醒了一回。她揉揉眼睛，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睡着了？”我点点头。她坐直身子，理了理头发，说：“我还是回吧。”我说：“太晚了，就睡这儿。有客房。”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你睡哪儿？”我说：“我睡沙发。”她没再坚持，起身去了卫生间。那晚，我睡在客厅沙发上，盖着一条薄毯。客房的门虚掩着，有微弱的灯光从门缝里透出来。我闭上眼睛，心里从未有过的踏实。

从那以后，李慧兰偶尔会留下过夜。我们分房睡，谁也不越界，可第二天早上，她总比我起得早，去厨房里煮一锅白粥，煎几个鸡蛋。我走出卧室，闻着饭香，看见她站在晨光里的背影，竟觉得这样的日子，比年轻时那些热热闹闹的甜蜜还要叫人贪恋。

七月初，儿子打来电话，说豆豆放暑假了，想上我这儿住几天。我自然高兴，又有些犯愁。屋子小，豆豆来了怎么住？李慧兰听说后，主动提出来我家帮忙照看。我忙说：“你来了住哪儿？总不能让你睡沙发。”她瞪我一眼：“我睡沙发怎么了？你还嫌我？”我赶紧闭嘴。

豆豆来的那天，李慧兰早早到了，带了一大包零食和水果。豆豆一进门就扎进我怀里，又搂着李慧兰的脖子亲了一口。小丫头嘴甜得很，一口一个“爷爷最好”“姥姥最亲”，把我和李慧兰哄得团团转。我带她去楼下放了半天风筝，回来时李慧兰已经做了一桌子菜。豆豆吃得直打嗝，小肚子滚圆。

晚上，豆豆要我陪她睡。我躺在床最外侧，李慧兰原本在客房，也被豆豆拉了过来。那张床不大，三个人挤在一起，豆豆睡中间，我和李慧兰分睡两边。小丫头左边牵着我，右边牵着李慧兰，满足地叹了口气，说：“这样多好呀，一家人在一起。”我眼眶一热，差点没忍住。李慧兰侧过身，轻轻拍了拍豆豆的背，说：“睡吧，爷爷和姥姥都在。”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豆豆熟睡的小脸上，像镀了一层银。

那些日子，我仿佛把半辈子的热闹都补了回来。李慧兰每天来，我们一起去买菜，回来一起做饭，陪豆豆写作业、看电视、玩游戏。傍晚去公园，豆豆在前面跑，我和李慧兰在后面慢慢走。有时候她会挽一下我的胳膊，很快又放下，像怕被人看见。我索性主动握住她的手，她便不再挣，由我牵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一颤一颤的，像是两个重新学习走路的人。

老陈走了。八月末，他退了房子，带着两个行李箱，去了海南。我去车站送他。他站在检票口，冲我咧着嘴笑，眼圈却红红的。他说：“老周，我这一走，不知啥时候回来。你好好过。那盆君子兰要是开花了，拍张照片发给我。”我捶了他一拳，说：“你到了给我报个平安。”他点头，转身挤进人流里，背有些驼。我站在车站大厅里，看着他消失在转角，心里头忽然空了一下。这些年，我们两个老光棍，三天两头凑一块儿下棋、喝酒、说闲话，他这么一走，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不过李慧兰在，日子倒也不冷清。我学会了买菜时挑新鲜的绿叶菜，学会了用手机看天气预报，学会了在她来之前把地板拖一遍。有天早晨，我照例去阳台看花，发现君子兰的叶丛中间，不知何时抽出了一根淡绿色的花茎，顶头鼓着几个小花苞。我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像个孩子似的喊出声来。

李慧兰接到电话赶来时，那花茎又长高了些。她蹲在花盆前，左看右看，笑弯了眉：“要开花了。真争气。”我站在她身后，搓着手，说：“开花那天，你早点来，咱俩一块儿看。”她白了我一眼：“还用你说？”

十月里，花真的开了。那天是国庆节，天气好得不像话。李慧兰一大早就来了，还带了几个菜，说中午在阳台吃，赏花。我把茶几搬到阳台上，铺了块干净的桌布。君子兰开得正盛，橘红色的花簇拥在叶子中间，像举着几支小喇叭，热热闹闹的。那颜色鲜亮得晃眼，在阳光底下，仿佛一团跳动的火苗。我拍了张照片，发给老陈。他很快回了条语音：“老周！开花了！好啊！你这老东西，真有两下子！”我笑着骂了一句，把手机放下。

李慧兰坐在我对面，端起茶杯，冲我举了举。我也举杯。两个老人，在盛开的君子兰前，在十月的长风里，轻轻地碰了下杯子。茶香四溢。

“周建国，”她看着那朵花，眯起眼睛，“你说，人是不是也跟这花一样，得换盆、修根、施好肥，才能重新开？”

我点点头，说：“还得有心人。”

她笑了。风从窗口吹进来，吹乱了她的白发，也吹得那簇橘红的花轻轻摇曳。那样子，像极了我记忆里某个遥远的春天。

那天，我给儿子发了张照片，是李慧兰和君子兰的合照。照片里，她站在阳台上，身后是那株开得正盛的花。她微微侧着头，眼神温柔，唇角含笑。

儿子回了很长一段文字：爸，妈，看到这张照片，我心里忽然就踏实了。豆豆在边上喊，说姥姥和爷爷好般配。我说，那叫天伦。爸，这辈子能这样，挺好。

我反复看着那几行字，没回。只是把那张照片，连同那张字条，一起夹进了床头那本旧相册里。那本相册里，还夹着我和李慧兰年轻时的黑白合影，照片里，她笑得羞涩，我站得笔直。照片的边角已经泛黄了，可那两张年轻的脸，依旧清晰。

我合上相册，走到窗前。外面天高云淡，阳光灿烂。李慧兰在厨房里喊我：“周建国，拿碗筷，吃饭了！”

我应了一声，转身朝厨房走去。

身后，那盆君子兰在风里轻轻摇曳，像在低声应和着什么。日子，就那么一点一点，热乎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