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扣下了父亲求学校改派的信，转头在大漠待了58年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实习，被安排在莫高窟旁的一座破庙里住。庙里没电，晚上点蜡烛；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很远的路。

到敦煌的第一个晚上，她听见门外有动静，以为是坏人，吓得赶紧关紧房门，一整夜憋着尿，瞪着天花板到天亮。

第二天推门一看——门外站着一头驴。

她本可以不去

樊锦诗1938年生于北平，祖籍浙江杭州，在上海长大。家里条件不差，她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1958年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62年那次实习，她被洞窟里历经千年的色彩打动了。可实习结束回到北京，她心里想的却是：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来了。

1963年毕业，25岁的她面前摆着两个选择：北京，研究条件好；上海，离家近。

她一个都没选。

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到北大要人，指名要当年去实习的四个人，她是其中一个。父亲急了，写了一封长信给学校，希望重新分配女儿的工作，让她转交。

樊锦诗悄悄把信扣下了。

她后来解释：既然决定服从分配，不管敦煌多苦，也得去。

她对恋人彭金章说，三年，三年后我就去武汉找你。

大漠里的日子

真正扎下根来，光靠心动不够。

喝的是咸水，点的是油灯，住的是土屋，睡的是土炕。半夜里老鼠成群结队在房梁上奔跑，有时吱吱叫着掉到她被子上。刮风的时候黄沙遮天蔽日，白天看不见路。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

沙尘暴来的时候，黑乎乎的风沙铺天盖地压过来。

她坦白过：有许多次离开的机会，她犹豫过。她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

可每次深思熟虑之后，她还是留下了。

那三年之约，最终没能兑现——遇上了十年浩劫，她走不成。

19年，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

1967年，她和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婚后两地分居：她在敦煌大漠，他在武汉大学。

那边的武大，考古还是一片空白，彭金章一心筹建考古系；这边的她，把全部心思都给了莫高窟。

1968年，她怀了孩子，本想去武汉生产，孩子却早产了。接到电报，彭金章挑起扁担就往敦煌赶，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两千多公里。等他赶到，孩子已经出生快一个星期了。

小小的婴儿光着身子，裹在樊锦诗的大衣里。从小衣食无忧、初为人母的她，哪里知道怎么带孩子。看见丈夫的那一刻，她禁不住嚎啕大哭。

孩子还没满月，他就得赶回武汉——中国的夏商周考古在等着他。

她要上班，也要带孩子。每天出门前，她用被子把孩子围在床上，然后去工作；下班急急忙忙往家赶，只要听见哭声，悬了一天的心就放下了——那说明孩子还安全。

可有一次推门，孩子躺在煤渣子里，五六个月大的脸被刮花了。

她难受到想哭。

后来老二出生，被送到河北农村的姑姑家。老二5岁那年她去接，一个小孩呆呆站在门后，她径直走了进去，没认出那是自己的儿子。

这一分开，就是19年。

1986年，甘肃省有关部门派出干部专程到武汉大学，讨论他们夫妻俩谁调动。武汉大学最终把决定权交给了这对夫妻。彭金章明白，妻子心里放不下那片石窟。他毅然抛下自己亲手创立的武大考古专业，去了敦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

他对她说过一句话：我等她。

有人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当时的莫高窟，风沙严重威胁石窟，多处崖体摇摇欲坠，壁画病害严峻。735座洞窟，几乎每一个都不同程度地有病。

而另一边，旅游开发的热潮涌来，不少人想把莫高窟变成"摇钱树"。

她非常愤怒。

为了给莫高窟撑起一柄保护伞，她拿起法律武器。在她的推动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颁布实施——这在全国文物保护领域是头一份。

她说："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她又提出"数字敦煌"——给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活"下去。游客先在数字展示中心看虚拟漫游，再进洞窟实地参观，既看得更全，也缓解了人挤人对壁画的伤害。

学术大师季羡林称赞这个创意，用了四个字：功德无量。

经过十多年努力，"数字敦煌"在2016年正式上线，全球网友可以免费观览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内容和全景漫游。

给洞窟做考古报告，国际上无先例可循。《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她和团队用了大约30年才编纂完成。

她说："绝不能马马虎虎。一定要脚踏实地，甘坐冷板凳。"

为了把敦煌保护好，她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开展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除了风沙治理、崖体加固、安全保卫这些基础工程，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

心归处，是敦煌

从1963年算起，她在这片大漠里待了58年。

她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成果；她主编了26卷《敦煌石窟全集》，参与国际合作，让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可在她看来，敦煌研究院自1944年建院以来，一批批学者和文物工作者放弃优渥的生活远赴大漠，一去便是一生——她只是其中一个。

"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感动中国给她的颁奖词。

1974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起，她连续担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把敦煌的事，一次次带到更高的地方去说。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她"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同年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0年，她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她对家人一直怀着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可她也有过一句决绝的话：

"如果还有下一生，依然还是原来那句话，我为敦煌奉献一辈子是值得的，无怨无悔。"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想象，把58年押在一件事上是什么感觉。

但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一个"敦煌"——那件你明明放不下、却总说"再等等"的事。

她没等。她扣下了那封信，转身走进了风沙里。

她生在江南，长在上海，本可以留在那里；父亲为她求过情，那封信当时就在她口袋里。她只做了一件事——把信留下，把自己交出去。

你那件一直说着"再等等"的事，还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