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6月，武汉东湖宾馆，63岁的毛泽东刚开始湖北视察，便向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交代了一件事：只要李达来见，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阻拦。这个安排看似寻常，背后却藏着一段相隔二十六年的友情。
梅白试探着问：“是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吗？”毛泽东点头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随来随见。”
李达接到通知时，已经知道毛泽东正在武汉。他赶到东湖宾馆，毛泽东亲自迎出门来，仍像当年在上海初见时那样称呼：“鹤鸣兄，多年不见，别来无恙？”
李达激动得连声喊“毛主……”那个“席”字却迟迟没有说出口。毛泽东握住他的手，笑着打趣：“还是叫我润之吧，咱们过去不就是这么叫的吗？”
一句称呼，把两人拉回了1920年代。
那时，李达在上海主持编辑《共产党》月刊，毛泽东则在长沙组织革命活动。1920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李达建议创办这份刊物，目的很明确：介绍马克思主义，联络各地先进分子，为建立新的革命组织作思想准备。
《共产党》月刊一共出版6期，却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李达每次拿到刊物，都会寄给长沙的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重视，常把其中的文章介绍给身边同志。两人尚未谋面，已经通过文字建立了稳定联系。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李达负责联络各地代表。他给毛泽东写信时没有直接提会议，而是以“到上海经营公司”为掩护，并叮嘱阅后销毁。毛泽东和何叔衡辗转抵达上海，李达第一次见到这位通信已久的湖南同乡。
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深感理论教学需要专门人才，便请李达前来授课。李达不仅答应，还在不久后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那段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培养了一批青年学生。
真正改变两人政治轨迹的，是1923年的国共合作问题。
李达不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心新生的共产党在力量尚弱时被国民党吸收、吞并。他与陈独秀多次争论，双方分歧越来越深。1923年6月，李达在上海与陈独秀发生争执，一气之下离开了党的领导机关。
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离开组织后，李达仍然坚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只是身份发生了变化。1926年，他在武昌与毛泽东重逢，主动到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理论课程，分文不取。
当时革命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毛泽东希望李达做好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并回湖南帮助培养干部。李达没有因为自己已经脱党而推辞，只说：“润之，你放心，这两件事我马上去办。”
第二天，两人登上黄鹤楼。李达汇报了与唐生智会面的情况，也说明自己准备返回湖南。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黄鹤楼相见，竟成了他们二十多年间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李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辗转教书、著述。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避居大山，生活十分艰难，却没有停止理论研究。毛泽东在延安也一直关注这位老朋友，称他是“真正的人”。
1948年，毛泽东曾通过华南局向李达传话，以“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暗示解放区已经建立，希望他尽快北上。李达因胃病一度无法成行，直到1949年局势明朗、湖南起义工作逐步推进，才在保护下经广州、香港前往解放区。
1949年5月，李达在北平香山见到毛泽东。两人谈湖南形势，也谈分别后的经历。毛泽东发现李达身体虚弱，便让他到自己的床上休息。李达醒来时，毛泽东仍在灯下处理文件。
新政协筹备期间，李达承担了不少工作。同年12月，他向毛泽东提出重新入党。这个请求并不突然，二十六年来，他虽然离开了组织，却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事业。
毛泽东当即同意，并安排刘少奇担任入党介绍人，自己和李维汉作为历史见证人。李达重新履行组织手续，恢复了党员身份。对他而言，这不是简单的身份恢复，而是长期坚持终于得到组织确认。
1950年2月，60岁的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他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把主要精力重新放回教育和理论工作。
1956年东湖相见时，李达感到遗憾，认为自己没有上井冈山，也没有参加长征。毛泽东却不同意，评价他说：“你在国民党统治区，冒着生命危险宣传马克思主义，也是难得的。”
梅白请毛泽东正式评价李达，毛泽东只回答：“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