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云南姑娘杨丽坤穿上彝族服饰，站在镜头前。她没有说话，只一个回眸，阿诗玛的轮廓便像从民间传说中走了出来。
很多年后，人们提起杨丽坤，往往先想到她的容貌。眉眼清秀，身姿轻盈，笑起来明亮大方。可如果只把她看成银幕上的“第一美人”，反而遮住了她一生真正的重量。
杨丽坤1942年4月27日出生于云南省宁洱县磨黑镇一个彝族家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小名“小九”。她五岁时母亲去世，年幼的她很早便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曾和哥哥姐姐一起劳动，甚至一度无法正常读书。
十岁那年，她被在昆明生活的大姐接走，重新获得了上学的机会。命运的转折，常常不是轰轰烈烈地到来，而是一次被带离故乡的安排。对杨丽坤来说，昆明不仅改变了生活环境，也把她推向了艺术道路。
1954年，她随姐姐观看演出时，被云南省歌舞团团长胡宗林注意到，随后进入歌舞团学习。那时的杨丽坤没有显赫背景，也谈不上什么明星梦，只有一副适合舞蹈的身材和肯下苦功的性格。
训练很苦。基本功、民族舞、舞台表演，都要从头练起。她进步很快，后来成为团里的重要舞蹈演员，并随团出国演出。舞台上的她动作舒展，神态自然，既有彝族姑娘的清秀，也有专业演员的稳定。
真正让她走进千家万户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五朵金花》。影片以云南大理为背景，讲述阿鹏寻找金花的故事。杨丽坤饰演的金花，热情、爽朗，又带着普通劳动者的质朴气息。
有意思的是，金花并不是一个只靠美貌支撑的角色。她有工作，有判断，也有自己的性格。杨丽坤没有把人物演成高高在上的“美人”，而是让她落在生活里，这也是观众愿意相信她、记住她的重要原因。
影片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杨丽坤也凭借金花一角获得了广泛关注。有人曾问她：“成名以后，最难的是什么？”她的回答大意是：“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把角色演好。”这句话朴素，却符合她当时的状态。
几年之后，杨丽坤迎来了更具象征意义的角色。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彝族民间传说《阿诗玛》搬上银幕，刘琼担任导演，杨丽坤出演阿诗玛。这个角色对演员的要求，不只是漂亮，还要有歌舞功底、民族气质和面对压迫时的力量感。
拍摄期间，她需要学习彝族语言和生活习俗，还要完成歌唱、舞蹈以及带有戏剧冲突的表演。阿诗玛的美，不是柔弱的装饰，而是她敢于拒绝强暴婚姻、坚持感情选择的性格体现。
杨丽坤的身段和面容，恰好承接了这种民间传说中的美感；她的舞蹈训练，又让人物在歌舞场面中显得格外舒展。《阿诗玛》上映后，阿诗玛几乎成了她个人形象的另一种名字。相关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奖项，也让这部作品成为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重要记忆。
遗憾的是，银幕上的光彩并没有保护她免受时代风暴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中的爱情表达，被扣上了“爱情至上”等政治帽子。杨丽坤因此遭受批判和冲击，长期处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那些经历并非几句“坎坷”可以概括。她曾被限制自由，遭受侮辱和伤害，身心状态逐渐恶化。后来，她出现幻听、情绪失控等症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接受长期治疗。
病中的杨丽坤，已经不再是观众熟悉的银幕模样。她面容憔悴，身体浮肿，生活也需要他人照料。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唐凤楼走近了她。
据相关回忆，唐凤楼认识杨丽坤时，她已经饱受疾病折磨。面对这个与昔日明星形象相去甚远的女人，他没有退缩。两人后来结为夫妻，并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对杨丽坤而言，这段婚姻不是聚光灯下的相识，而是病床旁的陪伴。
唐凤楼承担了大量照护责任，陪她治疗，照料日常，也帮助她逐渐恢复生活秩序。杨丽坤的病情并未因此彻底消失，幻听等症状仍可能反复，但她开始重新接触社会，尽力维持平静的家庭生活。
1978年，杨丽坤调往上海电影制片厂，与丈夫和儿子团聚。她没有再回到昔日那种高强度的舞台和拍摄生活，身体状况也不允许她重新完成复杂的舞蹈表演。她后半生的“工作”，更多是与疾病相处，与记忆相处。
从1998年起，她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2000年7月21日，杨丽坤因病在上海家中去世，享年58岁。她留下的并不只是两部电影，还有金花和阿诗玛这两个被一代代观众反复记住的名字。
阿诗玛的美，停留在胶片上；杨丽坤的人生，却远比胶片复杂。她曾在舞台上轻盈起舞，也曾在病痛中艰难生活。那张清丽的面孔因此不再只是美貌的象征，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段无法绕开的个人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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