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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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之一阿西莫格鲁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部2012年出版的作品也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当年，该书凭借一套“制度决定论”在西方学界风靡一时，却也给中国发展判下“死刑”：它将中国制度定义为“攫取性”的，称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只是难以复制的“暂时例外”，除非彻底转向西方式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发展终将不可持续。
站在2026年回望，中国十几年的稳步增长早已将这一预言彻底证伪。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主持人何婕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兼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文一，一同深度解剖这部著作：为何时隔十多年，我们还要重新审视一本结论早已破产的书？它的背后，藏着西方知识界怎样的深层病灶？
该书的核心逻辑是一套简单粗暴的“制度二分法”：国家兴衰的根源，在于制度属性是“包容性”还是“攫取性”。在作者的叙事框架里，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天然属于“包容性”，是国家走向成功的唯一标准答案；而中国这样由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则被归为“攫取性”，从根源上就注定走向失败。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作者非但没有反思自身理论的缺陷，反而强行将其归为特殊个案，始终坚持西方制度才是各国发展的最终归宿。
对于这套论调，张维为教授直言不讳地评价为“懒汉做学问”，本质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脉相承。他透露，该书英文版刚问世时自己就已研读，最终发现其完全是从历史终结论、欧洲中心论的预设出发，先立起西方标准、美国标准作为唯一正确的标尺，但凡国家的发展路径、制度安排与西方不一样，就一律被贴上落后、反动、必然崩溃的标签，堪称“无知者无畏，愚昧当道”。
事实上，《这就是中国》节目早在第81期《“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就曾以这本书为典型样本，深度拆解“中国崩溃论”背后的三重偏见：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偏见、西方文化的偏见。张维为强调，这类学者不愿深入不同国家做扎实的实证研究，也不愿理解各国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只凭着一套先入为主的固化框架评判全世界。这种傲慢的治学心态，不仅误导了大量受众对中国的认知，长此以往也让西方自身的制度日渐陷入僵化，失去自我革新的活力。
文一教授则从学术生态的维度，点破了这本书的影响力来源与根本硬伤。他指出，这本书之所以在经济学界影响巨大，恰恰折射出西方经济学教育的结构性缺陷：很多西方培养的经济学家都是数学专业出身，缺乏系统的历史训练与历史视野，很容易被这种看似逻辑自洽的抽象理论框架吸引。但在历史学领域，这本书的论证逻辑与史料运用一直饱受批评——它本质上是先定下“西方制度最优”的结论，再倒过来选择性地拼凑论据，最终导致论据左右互搏、逻辑漏洞百出，根本经不起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检验。
站在2026年的今天，当诺奖的学术光环与被现实证伪的结论形成强烈反差，重新解剖这本书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对某一位学者、某一部著作的批驳。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知识界很多被奉为经典的叙事，并非源于客观的研究与实事求是的探索，而是根植于深层的文化傲慢与意识形态偏见。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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