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李茂堂冒险赴延安，提出重新入党，毛泽东问：你们谁愿意介绍他？

1945年8月，陕西西安，一名穿着西装的“邮电视察员”踏上前往延安的路。他名叫张怀中，公开身份属于国民党系统，真实身份却是中共长期埋伏在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李茂堂。这趟路，他既要完成任务，也要解决一桩压在心头多年的大事：重新恢复党籍。

事情还要从1935年说起。那年，李茂堂前往参加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途中得知会议人员因叛徒告密几乎全部被捕。敌人放出话来，只要李茂堂自投罗网，便释放其他同志。

他去了。

结果，敌人并未兑现承诺，李茂堂也被关押，后来转送南京、上海。对方清楚，他熟悉陕西地下党组织，还同上海中央特科有联系。一旦开口，许多秘密都可能暴露。

徐恩曾亲自出面劝降，许诺高官厚禄。李茂堂表面上答应加入中统，只提出一个条件：不能把自己算作自首人员。这个看似细小的条件，实际上给他留下了政治上的退路，也让敌人放松了戒心。

出狱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抓捕中央特科陕甘特派员王超北。李茂堂带人反复搜捕，却总在关键处失手。徐恩曾以为他能力有限，殊不知这些“失手”正是有意安排。

有意思的是，李茂堂并没有急于证明清白，而是故意给敌人一些似乎有价值、实际无关紧要的线索。这样一来，他既能维持“效忠中统”的假象，也能争取活动空间。

1936年，李茂堂终于设法联系上王超北，将敌人的破坏计划告知对方，并帮助他转赴天津。王世英判断，李茂堂不可能真正叛变，便让王超北转告：“打入内部，长期潜伏，越像反动派越好。”

这条路很险。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急于营救被扣押的蒋介石。李茂堂提出空降西安，寻找机会接近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队。1936年12月，他从飞机上跳伞，却未能顺利进城，反而被东北军抓获。

面对审讯，他始终不开口，甚至被张学良下令处决。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茂堂才获释。回到南京后，他被当作“忠勇有功”之人接待，徐恩曾改变态度，蒋介石也对他另眼相看。

抗战爆发后，李茂堂又因抓获日本派来刺杀蒋介石的人员而受到重用。中统与军统争夺之际，徐恩曾担心他被戴笠挖走，连续提拔，使李茂堂逐渐掌握陕西中统系统的重要权力。

职位越高，危险越大。

1939年，李茂堂得知王超北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工作，托人送信求见。王超北起初十分谨慎，将信交给伍云甫审阅。见面后，他确认李茂堂仍在为党工作。此后，中央批准两人单线联系，陕西方面的大量军政情报陆续送往延安。

李茂堂还利用国民党内部“朱系”和“陈系”的矛盾，周旋于各派之间。1943年，他借一次党部冲突扳倒对手，自己却因此被蒋介石关押。后来陈立夫出面保下他，并让他担任陕西调查室主任。

表面上，他是中统在陕西的负责人；实际上，他在保护地下党员。

1944年，陕西一处集中营准备制造“越狱暴动”，借机枪杀被关押人员。李茂堂提前获悉后，设法把消息送进监狱，使被捕同志识破了敌人的苦肉计。那场蓄意安排的行动，最终没有得逞。

到1945年，王超北奉命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李茂堂得知后，也决定冒险同行。他向胡宗南解释，自己是去延安搜集中共七大的情报，并化名张怀中，以邮电视察员身份进入边区。胡宗南认为计划可行，延安方面也作了接应安排。

李克农见到他时，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归队回家。”

这句话让李茂堂多年紧绷的情绪终于出现裂缝。他向组织汇报陕西工作，同时提出恢复党籍。有人担心他离党时间太久，手续难以办理。毛泽东听到汇报后问李克农：“为什么不给他解决党籍问题？”

李克农答道：“有人认为，他断得太久了。”

毛泽东说：“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入党要有介绍人，你们谁愿意介绍他？”

罗青长和汪东兴愿意作介绍人。毛泽东笑着说：“两个主任介绍一个主任，我能不同意吗？”

经过审查，中央将李茂堂作为特殊情况下的“回头革命”人员，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他因此成为毛泽东亲自批准的特殊党员之一。

为了掩护他返回西安，延安方面还公开发布不利于“张怀中”的消息，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的假象。李茂堂回去后，果然获得胡宗南嘉奖。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更加危险。李茂堂把王超北等人的联络点转移到自己家中。一次，敌人准备抓捕代号“胖子”的王超北，李茂堂在会议上突然装作毒瘾发作，倒地不起，借送医之机让妻子传递警报，王超北因此及时转移。

1949年5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胡宗南撤退前，企图炸毁古城，李茂堂主动留下，负责执行所谓的破坏任务。部队离开后，他立即同地下党清除炸药和破坏装置，保住了西安城。

新中国成立后，李茂堂曾任国内贸易部副部长。由于长期潜伏期间染上毒瘾，加上特殊经历带来的审查与治疗问题，他后来被安排戒毒。1953年5月，李茂堂病逝，终年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