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当下

文 | 刘梦龙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五十周年。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相信世界终究是运动的，无论美好还是痛苦，时殊事异，时代的变迁不会停滞，终结一切问题的圣人与完美体制也并不存在。因此，圣贤英哲也终有一死，他们所缔造的伟大事业也必然要与时俱变。

毛主席在晚年并不避讳自己终将离去的现实，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探索和深切忧虑也始终念兹在兹，但他也经常向身边人提出那个问题，“那我走之后呢？”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要如何回答他最后的那个问题呢？不虚美，不避讳，这是对过去的一次回顾，是给他老人家一份小结，更是当下的我们对未来的一轮思考。“敬如在”，半个世纪以来，向毛主席汇报，已经是中国人所能想到最有诚意的表达方式，我们该怎么评价我们的过去、当下与未来呢？

应该说，自毛主席离开我们的半个世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外，随着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短暂的全盛期，我国也不得不主动去顺应这个变化。在内，我国社会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度发展了市场经济，完全融入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循环。

我们可以告慰主席等先贤的是，即使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中国社会虽然迫于国际战略环境，做了极大妥协，但依然保留了社会主义的火种。不仅如此，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不懈的奋斗，我们已经拥有了空前强大的国力，尤其在工农业领域可谓独树一帜，力压群雄，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在稳步提高，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普遍实现了小康，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老牌发达国家。

而这一切，一个上升期的强大中国，和盛极而衰，如今日益显露颓势的西方阵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国泰民安、物阜民丰，彻底走出了近代以来的低谷，雄踞东方，完全有能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这些辉煌成就并不足以使我们在主席面前昂首挺胸，我们恐怕不得不用相对低沉的语调来描绘辉煌成就之下的同样无法掩盖的隐忧。

就如我们之前所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辉煌成就是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处于短暂的极盛期，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的特殊环境里，不得不进行大量妥协的情况下实现的。一方面，这样的成就确实来之不易，另一方面这就不可避免使我们的社会长期呈现出一种“社低资高，西风压倒东风”的局面。

经过半个世纪的长期冲击，中国社会应该说还是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总体原则，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也依然对社会主义的理念保持了认同。但由外生转为内生的资本主义，回潮的封建主义、自然滋生膨胀的官僚主义，过去旧中国的积弊，发轫于西方的现代社会新问题，经过多年的野蛮生长也已经深入根植于我们的社会，实现了某种“补课”。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不仅不能视而不见，有些甚至使人坐卧难安，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社会领域经济的冲突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

经济建设是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可以说一切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在这个领域，我们无疑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高歌猛进的另一面，是从政府到社会，都按照资本元素配置长期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外资还是本土资本都受到了格外重视，在各领域获得了一种近乎宠溺的特殊待遇，而工农群众则处于一种长期弱势的地位。

当然，这样的情形并非我们独有，即使老一辈革命家想必也能理解乃至早有预见。第三世界国家赶超发展的过程中，人力普遍被看作一种廉价而特殊资源，和矿产等资源并无不同，不得不通过自我剥削来实现资本的初级积累。甚至可以说，我国终究已经熬过了最艰苦的阶段，从纵向比较来说，我们劳动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不断提升的。

当代中国社会所普遍不满的，是长期政策特化形成的固化局面，一种我们已经在生产力领域事实上步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社会生产关系与制度建设却普遍停留在发展中国家层面的脱节状态。

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越深，资本占有者对收益占有的比例就越高，最终不可避免地使增长的大部分被既得利益群体所占有，并且越占越多，最终甚至使增量完全消失于他们的侵吞，乃至使存量也开始消灭。占有了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既得利益群体又势必不断利用这种优势，使社会规则和公共资源的分配有利于自身，使社会向不断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一般劳动者也就不可避免的承担越来越繁重的社会生产压力，所获得的收益却越发落后于生产力的进步，并在社会生活中不断感受到自身的弱势。

在市场经济全面取代旧有的计划经济，集体经济的现实情况下，经济地位实际上成了决定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指标。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社会的发展固然还在持续，但一般群众已经普遍感受到对存量的占有，对增量的分配都不利于自己，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分化，对劳动者在制度上的保障实际上已经落后于现实的经济发展。

应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会带动劳动者权利意识和和斗争意识的提升，这是自马恩系统性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的常态，也是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过渡发展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随着西方衰退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广泛危机，对当代国人来说，这种体感愈发明显。

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生长在良好的物资条件之中，受到社会主义的长期教育，也拥有更加广阔的世界视野。这样有见识，有活力，有更高理想与追求的年轻人，无疑是国家的希望。但中国社会这种形成于追赶时期的特殊状态必然使他们不满，甚至已经逐渐超过了外部压力所带来的不满。

东升西落、中国崛起的另一面，是近代以来，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中国不同社会阶级之间，那种共克时艰、吴越同舟式的救亡式妥协事实上在走向消亡。当下中国的每一个阶级都开始积极争取自己的利益，这在客观上使“阶级斗争”这个概念又重回人们的视野。

我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矛盾，如今大体上还处于一种斗而不破、持续发展的状态。毕竟，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在，中国政府依然在不断推动制度的完善，我们还可以指望通过新质经济的新增量来弥补，通过社会改良来调整，甚至是西方衰退后中国可以占有并输入更多外部资源来缓和。而中国社会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眼下已经格外尖锐，人们怀有普遍的失望，开始迫切期待一场破旧立新、重整乾坤、彻底性的全面革新。

我们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如果与我们在物质建设领域的成果相比，简直可以说是让我们羞愧的。但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的老问题，叠加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又遭遇空前未有的社会发展状态，共同造成了一种空前未有的局面。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列强的入侵，不仅在物质上一败涂地，而且由此延伸到精神文化领域，同样失去了自信力。在这样的全面落后中，中国社会不得不依托西方既有体系来重新架构我们的文明体系，试图作为我们现代化的基石。这个过程中，西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现代化，一直是一个争议焦点。

这个问题，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主席的时代，得到了很大的缓解。毛主席本身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拥有高超的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成功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被实践充分证明，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新理论体系，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一种超前的状态，形成了人文社科领域全面社会主义化、中国化、革故鼎新的新态势。

由于主席本人身为哲人王的特殊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大掩盖了在基础层面上，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滞后，人才匮乏、缺乏交流、理论建设粗浅等客观不利因素，是事实上还远不能和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

而在毛主席身后，尤其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中外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的客观情况下，我们自然又回到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弱势地位，而且面临一种反攻倒算的局面。我们社会人文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塑造，又不可避免走上了追赶西方，亦步亦趋这条老路子。在这个状态下，西方世界的主动渗透和我们的主动开放，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事实上失去了对人文学术领域的主导权，并迅速改变了我国在社会人文等领域的整体生态。

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主体性的缺乏，逐渐衍生我国整个人文社科、文化文艺领域对西方的系统性依附，并使中国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主导下，才刚刚初见雏形的本土人文社会领域处于一种被全面打压的状态。在根基上，这就使中国的社会科学，文化建设出现了一种脱离本土环境、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长期趋势。

而我们当下的问题不仅止步于此，是旧的问题叠加了新的问题，而这个新问题是西方自己都已经全面沦陷，如今在我们身上也愈演愈烈的困局。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资本成分越多，自由化程度越高，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卷入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所诞生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一种消灭一切传统的浪潮，高度适应后现代社会的个人原子化。而它同样顺应了中国社会在资本要素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压倒一切一切被解构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的时代背景。那些最先抛弃集体主义、公序良俗的个体通过版本漏洞，大发横财。基于道德而非法律，那些使中国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旧共识，反而成为那些唯利是图、敢于践踏一切规则的家伙套利的手段，嘲弄的对象，并使得人们不得不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之中。

顺应这种发展，呈现在我国社会人文与文化建设领域的，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堕落，一种封闭的小圈子生态，一种和高歌猛进的物质生产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落后局面。而作为文化产品的受众，社会大众不仅被排斥在创作之外，并且明显感觉到那些把持了话语权的创作者对资本、对买办、对一切既得利益者的依附，和对普通人嘲弄、蛊惑乃至对着干的扭曲状态。

更不用说，上升期的社会大众普遍渴望我国人文社会领域像自然科学领域一样，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局面。结果，人们却发现我国社科文化领域中的一些群体不仅是亦步亦趋，甚至开始试图强行复制推广在西方已经造成广泛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议题。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打着进步的名义搞着各种倒行逆施的勾当，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的对立面。

现实的社会文化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的矛盾，人们的情绪终究要得到释放，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更是无穷无尽的。这就使得，来自民间、在野、非主流的文化产品普遍呈现出一种对主流文化界的逆反，而老百姓也越来越疏远，反感本国的主流文化圈子。最可笑的是，随着人民素质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在文艺创作上，来自民间的精品不断涌现，大有自成一体的态势，不时甚至要胜过科班，这就使得旧的人文社科体系、文化创作圈子愈发显得不堪起来。

这种情形使很多人格外怀念毛主席与他的时代，担忧自中国近代革命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甚至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基本社会共识、传统道德都面临着全方位的消解危机，形成了一种新时代的“三千年未有之变”。

这些问题，我想就算我们对着主席报告，他老人家恐怕也早已预见到了。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自马列时期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反复论述过的问题。比如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深刻批判了经济派的观点，强调政治斗争优于经济斗争的重要性，强调了社会主义斗争的关键就在于要用组织性代替自发性。斯大林也在同一场论战中阐发了列宁的观点，称之为在资本主义浸透的社会中，天然具有一种“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倾向”。

同样，毛主席晚年极大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区分出社会主义独立的法权、物权体系，试图构建出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新社会科学体系。当然，这样的工作不可能由他一人来完成。而这个中国化进程，客观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的相对落后，本就不可能超时代完成，更不用说是在之后几十年，那样一种西方极盛，我国不得不寄人篱下，长期委曲求全，韬光养晦的特殊历史时期。

自列宁创造性的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普遍呈现一种超前发展的状态，并不完全符合马恩早期的经典论述，以至于“补课论”每每响起。

而在当下，我们面临的两方面问题，实际上很接近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家论述欧洲革命的经典讨论场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已经逐渐不适应生产力条件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模糊的空间实际上在减少，我们社会中社与资的成分长期共存，而今越发呈现出一种对立冲突，迫切要压过对方的竞争状态。随着当代世界局势的愈发动荡，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看不到改良的希望，似乎正在走向西方崛起四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置身其中，势必要有所作为。

无须讳言，我们正站在一个激烈变革的入口，并为这稳定的失去，不确定的未来而惴惴不安。所谓时代的洪流，滚滚而来，横扫一切，由不得谁站在干岸上。但它从不会是清澈温柔的，永远是泥沙俱下，浑浊咆哮的。世间的不公，人心的不平，制度的落后，自古以来，一切使人们痛苦的存在，恰恰是促动时代前行，世道变革，在激烈的斗争中，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提升的动力。

时间不会停止，发展也不会停步，每一代人有自己的困难，也会有自己的抉择。终有一天，我们会面对先贤，会面对毛主席，他们会问我们，那时候你们做了什么？而我们并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在当代的抉择，作为，自然将决定我们的未来。

我们只是应该扪心自问，那时候，毛主席他们那么困难，最后却做出了那么了不起的成就，而我们如今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又该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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