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4月12日傍晚，武汉市第二医院，文书纪凯夫、医院职工和党支部书记王清，先后出现在一间被盗的办公室附近。谁也没想到，一场本可由公安机关查清的盗窃案，后来竟牵出诬告、偏听偏信和冤假错案，最终惊动了毛主席。
事情发生在医院总务科。保险柜被打开，里面的1200万旧币不见了，地上还散落着一些钞票。纪凯夫循着钱迹来到院长和监委办公室，打开房门后，在阳台上看见了王清。
王清身旁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纪凯夫取下查看，里面正是失窃的钱款。钱一分不少地被放回保险柜，但现场留下的疑点并没有消失。
王清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外面已经吵成一片，他却似乎毫无察觉。更让人奇怪的是，四月的武汉并不炎热，王清却满头大汗，神色紧张。纪凯夫没有当面指责，只是悄悄向公安机关反映了情况。
由于钱款已经追回，且缺少直接证据，案件没有立即深入追查。谁知王清很快反过来指控纪凯夫，声称他有政治问题，还涉嫌盗窃。医院党支部书记、监委成员同时提出指控，这让纪凯夫很快陷入被动。
王清并不是单独行动。时任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与纪凯夫早有嫌隙。1950年，宋瑛担任武汉第一医院院长时，曾有人匿名举报她工作失职和官僚主义。武汉市委要求调查，宋瑛一度怀疑举报人是纪凯夫，甚至找他核对字迹。
结果证明举报信并非纪凯夫所写，但这场误会没有就此结束。纪凯夫认为核对字迹的做法侵犯个人权利，曾提出申诉。双方关系由此恶化。王清前来指控纪凯夫时，宋瑛没有客观核实案情，反而把旧日矛盾带进了处理过程。
纪凯夫很快被当作嫌疑人拘押。医院不少职工对此不服，孙麦龄就是其中之一。她当时担任医院团支部书记兼党支部保卫委员，亲眼知道案发经过，认为纪凯夫没有作案动机，王清反倒更值得调查。
4月15日，孙麦龄跟随中南局纪委副书记钱瑛，找到中南局组织部兼纪委秘书长李之琏。钱瑛直截了当地说：“这件事不能只抓一个人，真正的疑点还在现场。”李之琏随后详细询问案情，重新梳理纪凯夫与王清之间的关系。
纪凯夫原本工作积极，是共青团员，院长和监委办公室的钥匙，也是王清点名让他保管的。后来两人在工作上出现分歧，王清逐渐对他不满。这个细节，使“纪凯夫盗窃”的说法显得更加可疑。
调查人员据此认为，不能只凭王清和宋瑛的指控拘押纪凯夫。相关会议决定先将他释放，同时调查王清是否与盗窃案有关。可会后，宋瑛却绕开集体意见，找到分管公安工作的武汉副市长周季方。
宋瑛没有完整说明盗窃案的疑点，而是反复强调纪凯夫的家庭关系和所谓政治问题。周季方未能掌握全案，便再次同意对纪凯夫进行审讯。案件由此越陷越深，王清也继续向中共中央、中南局和武汉市委写信，指责有关干部包庇“特务”。
一封来自香港、寄给纪凯夫的信，也被拿来作为怀疑他的理由。但仅凭一封来信，便断定一个人是特务，显然不能代替调查。中南局纪委、武汉市纪委等11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后，才逐步查明：纪凯夫并无盗窃和特务问题，王清、宋瑛的指控缺乏事实依据。
此案发生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年底，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处理后，干部队伍中的贪污、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问题受到高度警惕。毛主席听到纪凯夫被诬陷的经过后，认为这不是普通的办案失误，而是有人利用职权压制申诉、制造冤案。
毛主席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副书记安子文转告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周季方必须受到严肃处理，并要开除党籍、依法惩办。邓子恢当时尚未完全掌握案情，认为周季方或许只是听信片面之词，便请安子文再向毛主席说明，能否从轻处理。
毛主席没有改变意见：“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这句话针对的并不只是周季方个人，也是在强调地方领导对冤假错案负有责任，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作为放任错误的理由。
1952年元旦前后，毛主席又发电报，要求中南局立即逮捕法办周季方。邓子恢进一步了解全部案情后，接受了这一决定，同时没有把组织处理简单变成公开羞辱。
周季方是老红军，革命战争年代有过实际贡献。邓子恢没有派人当众将他带走，而是让钱瑛准备饭菜，等周季方开完会后请他赴宴。席间，邓子恢亲自说明组织决定，劝他接受处分，认真改造自己。
王清、宋瑛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纪凯夫恢复工作，孙麦龄等反映实情、坚持调查的人受到肯定。周季方则依法服刑。服刑期间，他按照邓子恢的劝告读书学习；刑满之后，邓子恢还向中央反映其历史贡献和改造表现，为他的工作安排多方奔走。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