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十聋九哑”：听障群体的声声不息与社会考题

牛连春边打手语边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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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朗诵比赛是听障群体的“声音输出”——让外界听见他们的表达与诉求；那么同步字幕就是面向听障群体的“信息输入”——让公共世界的声音准确、及时地抵达他们。二者的本质，都指向信息权利的平等。

牛连春站在台上，右手握拳抵在胸口，左手向上摊开，像是在托举什么，又快速在空中划出弧度。

“我听到了——听到蝉声鸟鸣，听见海浪涛声，听到歌唱祖国的祝福曲……我不再羡慕，因为听到了，听见了，听好了！”

声音浊实，一字一句往外“送”，每个字都咬得紧。说话时整个身体都在发力，像要把那个准确的发音从身体最深处“够”出来；喉咙和胸腔一紧一松地鼓动，每次念到“听”字，都用力向外，推给台下每一个人。念到最后的“听好了”，微微颤抖，几乎破音，手势也猛地攥紧再展开。

扑面而来的是一阵掌声——台下的人“接住”了他。

这是近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第五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北京初赛的现场。牛连春是成人组第一名。出生时因意外摔伤导致双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伴随构音障碍，听不清、也说不清——他说自己曾是“十聋九哑”的“典型”。

同台竞技的还有8岁的元宝、80岁的王文昌、“90后”话剧演员王瑜……他们在舞台上发声，成为打破“典型”的听力障碍者。

声声不息处，是一个群体的转型。

从“十聋九哑”到超80%口语使用者

“聋”和“哑”从来不是一回事。

“聋是听觉器官的障碍，哑是语言器官的障碍，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江西省聋协主席易凯此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十聋九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概念——过去针对“聋”的康复缺乏有效手段，导致很多听力残疾人没有声音的概念，也就无法发出声音，进而被认为“哑”。

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

“听障群体已经从传统的手语使用者，转型为超过80%的口语使用者，具备不同程度的口语交流能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理事杨洋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残联就将“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作为三项康复首要任务之一，并制定《全国聋儿听力语言训练工作实施方案》等；1995年人工耳蜗进入中国后，康复手段加速迭代；进入21世纪后，0—6岁听障儿童基本实现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全免费植入，并配套免费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所以你会发现，2000年以后的孩子都说得很好，听得也很好，他们说话听不出来是听力残疾人了。”杨洋强调，听障群体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转型。

牛连春是“2000年以前”的那批人。

“很多聋人说话咬字不清楚，我过去也是大舌头，别人还给我起外号叫‘小聋子’。”牛连春并不服输，“但可以通过观察口型、模仿发音来训练自己，甚至达到像健全人一样的水平。”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朗诵比赛。“上一次落选了，可能当时的语气、节奏和声音不太符合比赛标准。所以我就重新再学习，总结经验。”他告诉记者，作为北京市军庄镇残联的一名基层工作者，这一次朗诵原创作品是《感恩》，准备了两个月。

8岁的元宝朗诵《彩色的中国》，获得少儿组第二名

8岁的元宝是另一个样本。他在台上朗诵《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草原，金黄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

记者问他朗诵难不难，他说“不难啊”。问他给自己打多少分，他说“十分！”满脸的童真和快乐。

“我会比他的满分还要多加一分！”元宝的妈妈难掩自己作为母亲的喜悦。她说，元宝的备赛选稿两天、背诵一天，语音语调的调整和抑扬顿挫的练习是“很多很多遍”，“比赛前我们还专门找老师上了纠音课。”

这样“打磨”发音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常态。从林氏六音听辨、单字跟读、词汇积累，到后来练句子、练表达——“他从开始学说话，就是每一个发音一遍一遍练出来的，早就习惯了不停地纠正口音，听别人的声音来纠正自己的发音、语调。所以这次他觉得轻松，因为那是他日常训练的一部分而已。”

两代人，走上了同一个舞台。

但杨洋也提醒，这80%的口语使用者虽然佩戴了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听力仍与常人不同，在嘈杂环境、多人对话、远距离听音等场景下，仍会面临辨音困难。因此，向社会普及听障群体的“新面貌、新呈现”，让公众准确理解他们的能力边界与实际需求，在她看来格外重要。

在场，比“说得好”更重要

杨洋所说的“新面貌、新呈现”，不止一方朗诵赛场。

成人组第二名王瑜，是一名听障话剧演员。左耳80分贝、右耳90分贝的听力损失，并未阻止她站上舞台。她所在的乐意剧团由健全人和泛障别人士共同组成——听障者、视障者、轮椅使用者一起排练，用手势和肢体触碰对接节奏，用精准的走位弥补视听缺失。三年间，他们完成了12场北京巡演、3场全国巡演，登上了乌镇戏剧节，也走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残障人日的舞台。

朗诵中的王瑜

“除了听，什么都可以做到。”她强调听障人士的可能性。

一场比赛，更多的是没获奖的选手，其中不乏发音含混、几乎难以听清的人。于是她又几次向记者强调在场发声的重要性。

“今天的选手中有90%的人能表达清楚，也有10%的人表达不清楚——但那10%的小伙伴能站上舞台，迈出了比90%的人还要勇敢的一步。”王瑜说，“我们可以说话。虽然讲得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我们勇敢发声了。”

王瑜（一排右起第六）和乐意剧团的演员们登上乌镇戏剧节

青年朗诵家、话剧演员柏荷担任比赛评委，她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听障选手朗诵的评分标准与普通比赛不同：吐字归音的精准度、普通话的标准度、口齿的流利程度——这些是听障选手们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才能逐步提升的能力，不应成为首要评判门槛。

“语言是为了交流，朗诵是一种艺术语言，最主要的是情感的输出。听障朋友们把自己独特的生理体验和对世界的感知融入作品，或许有口齿上的不清晰，但没有影响情感的输出。我接收到了他们对作品、对人生的理解。”柏荷说。

“不只是比赛，更重要的是让聋人勇敢站上舞台表达自己，心态要放开，要面对社会，参与社会融合。”北京市聋人协会主席成海对《华夏时报》记者强调。

在场、站出来说，本身就是价值。

比“听”和“说”更深的障碍

他们开口了，社会准备好了吗？

当听障群体逐步突破“听”与“说”的限制，更深层的障碍逐渐浮现。杨洋一针见血：“听障群体的核心障碍，其实不是在表面的听和说，而是信息缺失。”

2023年颁布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此前《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中的“字幕”升级为“同步字幕”。“为什么加了‘同步’两个字？因为要倡导即时性、同步性，就像我们说话时，能够即时、同步地把语音转化为文字，这意味着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已成为法定要求。”

如果说朗诵比赛是听障群体的“声音输出”——让外界听见他们的表达与诉求；那么同步字幕就是面向听障群体的“信息输入”——让公共世界的声音准确、及时地抵达他们。二者的本质，都指向信息权利的平等。

法律的进步已经落地，但公共场景的适配与社会认知的更新，还没有完全跟上。

杨洋以医院场景举例：听障人士即便佩戴了人工耳蜗能捕捉到声音，可医生戴着口罩遮挡了口型，诊室环境嘈杂又会削弱助听设备的辨音效果。但如果听障患者拿出手机用录音转文字辅助交流，也有医生看到录音设备会有所顾虑。“最好是医院有语音转文字的专用设备，而不是靠个人终端。”

这只是公共场景中信息适配缺口的一个缩影。

还有认知的“缝隙”。在元宝妈妈看来，“听障孩子真正需要的是平等、尊重、包容”。元宝进入普校时，她就跟学校明确表达过意愿：“不想让元宝被特殊对待，就跟普通小朋友一样。”让她欣慰的是，老师很尊重家长的选择，对孩子的要求和普通学生并无二致。

初赛的舞台落幕了，但表达与前行并未停止。

比赛结束后第三天，王瑜给记者发来一条信息：10月剧团有新话剧上演，“有时间可以来看哈”。

文｜周南

编辑｜石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