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757年秋，清军追剿阿睦尔撒纳的余部，战线已经逼近哈萨克草原。此时的乾隆朝廷面前，摆着一个看似诱人的选择：既然准噶尔汗国已经土崩瓦解，何不乘胜西进，顺手解决哈萨克汗国？
但清军没有这样做。这个决定并非因为清朝突然失去野心，而是因为哈萨克与准噶尔并不是同一种威胁，继续用战争解决问题，收益和代价完全不成比例。
有意思的是，清军征讨准噶尔，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吞并整个西域为唯一目标。1755年，清军分两路进入伊犁，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很快败亡。清廷原本打算通过分封和羁縻，重新安排准噶尔各部。
局势变化发生在1756年。阿睦尔撒纳不满清廷对准噶尔部众的处置，发动反清叛乱，清军再次出兵。战争反复扩大，部众流离，牲畜损失严重，加上疾病和饥荒，准噶尔汗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迅速崩溃。到1757年至1758年间，这个长期与清朝对抗的政权基本覆亡。
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草原后，事情并没有自动变成清哈战争。哈萨克汗国当时并非高度集中的国家，内部有大、中、小玉兹等不同政治集团，各部首领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阿布赉汗虽然影响力较强，却很难像中原皇帝那样，对整个草原发号施令。
对阿布赉而言，收留阿睦尔撒纳无异于把战火引到自己身边。他一面设法避免得罪清朝，一面又要防范准噶尔旧部反复，更要顾忌北方俄国的压力。清军若只是追捕叛逃者，哈萨克方面尚可周旋；若清军以征服哈萨克为目标，局面就会彻底失控。
据清朝档案记载，哈萨克方面曾多次遣使与清廷联系，表达归附、通贡和交还逃人的意愿。这样的安排很关键。清朝需要的是边境安定、贸易畅通和准噶尔残余势力不再复起，而不是把哈萨克草原变成新的长期战场。
乾隆帝当然希望扩大清朝在西域的影响，但影响力并不等于直接统治。哈萨克若接受册封、遣使纳贡，清廷便可以获得名义上的宗主权和现实中的安全保障。既然对方愿意在外交上低头，便没有必要非要派大军越过草原，建立一套昂贵而脆弱的行政体系。
清军真正面对的难题，是距离。
伊犁虽然已经远离内地，但仍可依托河西走廊、蒙古地区和新疆绿洲转运粮草。再向西进入哈萨克腹地，地形更加开阔，水源分散，季节变化剧烈。骑兵可以快速突进，却很难长期驻扎；大军一旦离开绿洲和城镇，粮秣、马匹、武器补充都会变得十分困难。
有人曾问：“准噶尔都打下来了，哈萨克还能挡住清军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清军或许能够击败哈萨克的一支军队，却未必能够控制辽阔草原。草原政权可以避开主力、分散部众，待清军粮道拉长后再反复袭扰。军事胜利不等于治理成功，这正是许多中原王朝经营西域时最棘手的地方。
更不能忽略俄国因素。18世纪中叶，俄国已经深入乌拉尔山以东，并通过堡垒、商路和边境贸易逐渐扩大在哈萨克草原北部的影响。哈萨克各部在清朝与俄国之间来回周旋，既寻求保护，也借此保持自身空间。
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后，清廷曾要求交出此人，俄方并未满足清朝的要求。阿睦尔撒纳后来病死于俄国境内，清俄之间没有因此爆发全面战争，但这件事已经说明，准噶尔问题背后始终站着一个不能轻视的强邻。
假如清军继续西进，战争对象就不再只是哈萨克部落，而可能牵动俄国在中亚和西伯利亚方向的利益。清朝即便有能力发动远征，也很难预料战事会不会从草原追剿，变成旷日持久的边境对抗。
还有一层现实压力。平定准噶尔之后，清军还要处理天山南路的局势，安置人口，恢复牧场，修筑城堡，建立驿站。新疆并不是占领之后便能自行运转的土地，驻军和粮饷每年都需要内地持续供给。乾隆朝廷已经为西征付出巨大成本，再向哈萨克推进，财政负担会迅速增加。
因此，清廷采取的是一种很有草原特色的办法：不急于吞并，而是通过册封、通贡、贸易和边界管理，把哈萨克纳入清朝的外交秩序。对清朝来说，准噶尔必须消灭，因为它长期挑战清朝对蒙古诸部的权威，也直接威胁新疆和北方边防；哈萨克则可以通过外交加以约束。
两者的差别，决定了乾隆朝廷的选择。准噶尔是必须拔掉的硬钉子，哈萨克却更像一块需要隔离和牵制的缓冲地带。清军没有继续挥师西进，不是不能打，而是打下之后如何守、如何养、如何面对俄国，远比攻破一座城池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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