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8月22日，北京中南海，一位中年妇女站在门口，对工作人员说，她要见周恩来，只需要一分钟。她没有带来显赫身份，也没有拿出什么特别凭证，只说自己是周总理过去的“妻子”。
这句话让工作人员不敢轻易处理。事情很快被转报上去。周恩来听完没有立即拒绝，而是沉默片刻，随后吩咐安排会面。一个公开身份是国务院总理的人，为何愿意见一位自称“妻子”的普通妇女？答案要从26年前的一段特殊经历说起。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部队向南转移，周恩来因疟疾高烧不退，身体一度十分危险。组织决定让他暂时离开队伍，前往香港治病。当时敌情紧张，身份暴露便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单独行动并不安全。
于是，组织安排一名女党员与他假扮夫妻，以此作为掩护。这名女子就是范桂霞，时年22岁。她当时已有恋人潘耀芳，但两人尚未正式成婚。接到任务时，范桂霞只知道对方是重要人物，直到真正见面，才发现那个人竟是周恩来。
那时的周恩来还没有后来“周总理”的称呼，却已是革命队伍中的重要领导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范桂霞并非与他毫无关系，她的恋人潘耀芳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与林彪还是同学；她本人也早就认识邓颖超，平时亲切地称其为“邓姐姐”。
范桂霞到香港后，守在病中的周恩来身边。周恩来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得知组织安排后，没有多问，只是接受了这层特殊身份。对外，他改姓“李”，被称作“李先生”；范桂霞则改用“黄”姓，以“李太太”的身份陪同。
这段关系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婚姻，而是地下工作中的应急办法。两人相处期间，周恩来了解到范桂霞的家庭遭遇：她的父亲范信已经被国民党杀害，妹妹范桂笺也被捕入狱。这样的谈话，使这场临时掩护多了几分战友之间的信任。
1927年10月，周恩来准备前往上海参加会议。临行前，他对范桂霞说：“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料，以后还会见面的。”这句话在当时只是告别，却真的隔了26年才实现。
1928年2月，经组织同意，范桂霞与潘耀芳结为夫妻。此后，两人辗转江西、怀集、广宁、四会等地，开展工人和妇女工作。斗争环境越来越险恶，党组织屡遭破坏，范桂霞也转入地下。到了1930年，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多次寻找无果，只好到浮云县一所小学任教。
她没有等到重新归队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范桂霞仍以教师身份生活。1953年，她到北京探望儿子和儿媳，忽然想起当年在香港共同生活过的周恩来，便来到中南海，请求见面，并留下那句“给我一分钟就行”。
会面地点安排在西花厅。周恩来一见到她，马上认了出来，笑着说：“当年见你时，还是个小姑娘。”邓颖超也在场，接过话说：“那时候在广东开展工作，我也觉得她年纪很小。”一句话，化解了26年后的陌生感。
那天的饭菜比平日丰盛，有北京烤鸭、肉片炒青菜、红烧豆腐和鸡汤。周恩来夫妇平时生活俭朴，但接待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仍特意增加了菜品。范桂霞谈起自己的经历，也说到几个孩子：大儿子在政务院工作，大女儿参军，小女儿还在读中学。周恩来听后十分欣慰。
这次见面之后，两人没有再次相见。1973年，范桂霞曾与周恩来通信，三年后，周恩来病逝。邓颖超后来仍与她保持联系，范桂霞再次到北京时，邓颖超即使公务繁忙，也安排接待，并在她返回广州时准备了许多北京特产。那段被特殊身份连接起来的战友情谊，最终留在了书信与往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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