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一名劳改犯致信邓小平请求帮助，邓小平批示：务必给予照顾

1974年，齐齐哈尔的一间简陋屋舍里，牟宜之铺开信纸，给正在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此时的他，已经在困顿中度过十多年。信里没有过多诉苦，而是把参加抗战、投身革命以及后来遭受审查的经历，一件件写了下来。

这封信的分量，不只在于一个人的申诉。牟宜之曾经是山东抗战队伍中的重要干部，也曾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共事。可在特殊年代，他却从一名革命者变成了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身份的巨大落差，正是这封信令人关注的原因。

牟宜之1909年出生于山东日照牟家庄，家庭与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有亲属关系。这样的出身，既给他提供了求学机会，也让他很早接触到政治风云。青年时期，他曾赴日本求学，先后在秋田采矿学院、东京中央大学读书。

人在异国，耳边听到的却常是关于中国贫弱和民族危亡的议论。牟宜之没有把留学当作个人出路，1935年回国后，曾在山东报界任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离开报社，转赴山东敌后地区工作。

1937年，牟宜之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希望前往延安参加革命。根据当时的统战安排，他被派往山东沦陷区，并担任乐陵县县长。这个职位看似属于国民政府系统，实际处境却极其复杂：既要应付上级掣肘，又要在日伪势力威胁下维持地方秩序。

他在乐陵任职期间，严厉查禁鸦片，对借身份和国籍逃避中国法律约束的日本商人也没有退让。有人提醒他，对方是日本人，处理起来恐怕会惹麻烦。牟宜之的回答很直接：“人在中国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这句话是否完全出自当时的原始记录，后人难以逐字核实，但他在乐陵整顿吏治、打击烟毒的事迹，确实长期流传于当地。对百姓而言，县长敢不敢办事，往往比口号更能说明问题。

1938年，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进入乐陵一带，牟宜之拿出积蓄支援部队，并与萧华建立联系。他认定，谁在抗日，谁真正为百姓做事，自己就应当支持谁。沈鸿烈对此十分不满，曾当面质问：“你是国民政府的县长，为什么听共产党的？”

牟宜之没有绕弯子：“我是中国人，抗日的队伍，我就支持。”

矛盾很快公开化。沈鸿烈曾试图把牟宜之带走，汽车行至县城附近时，被大批群众拦住。年轻人围住车辆，老人甚至躺在路上。百姓喊的不是官场口号，而是“放人”。在这种情况下，沈鸿烈若强行开枪，势必造成严重后果，只得将牟宜之放下。

周恩来后来评价说，如果抗战初期有更多像牟宜之这样敢于担当的县长，抗战局面或许会出现变化。这番话的重点，不只是称赞个人勇气，更指出了敌后地方政权的重要作用。县政能否站在民众一边，直接关系到抗日力量能否扎根。

1939年，牟宜之奉调前往重庆，途中经过天津、香港、越南等地，行程十分曲折。到重庆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随后又被送往延安学习。毛泽东曾向他询问山东和重庆的情况，牟宜之熟悉基层，也了解各方关系，回答较为从容，给人留下了务实干练的印象。

此后，他转赴冀鲁边区和太行山一带工作。一次夜间行军中，他同行的干部包括邓小平、卓琳等人。抵达太行后，牟宜之看到彭德怀穿着破旧棉衣，便意识到前线物资紧缺。后来，他把个人财物拿出来支援部队。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并不稀奇，却能看出他把个人生活放在了什么位置。

抗战最艰苦的阶段，牟宜之不仅做行政和统战工作，也承担敌工任务。1941年前后，他曾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1942年后，任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参议室主任，负责策反敌伪人员。据相关回忆，他曾参与争取大批伪军和敌伪人员，这类工作少有硝烟，却同样需要胆识和判断。

抗战胜利后，牟宜之转到东北，负责对国民党被俘军官开展教育和联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参与道路、桥梁和水患治理。一个长期在战场和统战部门工作的人，转入城市建设，仍然把精力放在具体事务上。

变化发生在1957年。牟宜之被划为“右派”，后来被安排到齐齐哈尔接受劳动改造，1958年被开除党籍。对一个曾经在山东敌后出生入死、又长期承担统战工作的干部来说，这种处理带来的打击可想而知。遗憾的是，他在相当长时间里无法为自己作出有效说明，只能把复杂心绪写进诗里。

1974年的那封信，改变了事情的走向。邓小平阅信后，注意到牟宜之的革命经历和现实处境，作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务必对他们一家给予照顾”。这句话并非简单的生活安置，而是对其历史问题重新核查的明确态度。

1975年，牟宜之带着有关部门的推荐材料回到济南，希望在那里生活。愿望尚未实现，他便因突发脑血栓去世，终年66岁。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恢复名誉。萧华等人后来撰文悼念，题为《有功岂必书之碑》，其中既有对旧日战友的追忆，也有对牟宜之革命经历的重新确认。

2009年，《牟宜之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其一生创作的诗作。诗稿没有替他改变命运，却留下了一个人在战争、建设、蒙冤和申诉之间的精神轨迹。那封写于1974年的信，也因此成为其人生中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