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是一个做独立纪录片的中国女人，说实话我去印度之前一直是抱着鄙夷的目光看待印度的。但在认识阿尼娅之后，那种居高临下的评判被一种深深的悲哀和共情所取代。
我和阿尼娅相识在我住的廉价客栈，她是客栈老板娘的远房侄女，偶尔会过来帮忙打扫院子。她有一双非常深邃却总是蓄满哀伤的眼睛。熟络之后，靠着她蹩脚的英语和我的肢体语言，我拼凑出了她的生活。
阿尼娅今年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五年了，但是依然没有孩子。在印度的传统村落里，一个女人结婚五年还没有生下孩子，不仅是她个人的灾难，更是整个家族的耻辱。她的丈夫拉吉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对她还算温和，但拉吉的婆婆却不是。
我去过阿尼娅的家，那是一个低矮的砖房，屋里昏暗闷热。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阿尼娅像个沉默的影子一样在灶台前忙碌。她的婆婆坐在一张藤椅上，用极具穿透力的本地方言对着邻居大声抱怨，虽然我听不懂具体的词汇，但那个老女人一边说话一边用鄙夷的眼神剜向阿尼娅的小腹，那种眼神是没有国界的。
阿尼娅后来告诉我，婆婆已经在托人给拉吉寻觅新的妻子了。虽然印度法律禁止重婚，但在偏远地区，只要男人有心，总有办法把另一个女人娶进门。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阿尼娅在那个家里将连个佣人都不如，甚至可能会被赶回娘家，让她的父母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
“我去过医院，医生说我身体没有大问题，拉吉也不愿意去检查。”阿尼娅坐在客栈庭院的菩提树下，低声对我说。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纱丽的边缘，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我看着她，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我没有告诉阿尼娅，我之所以独自一人带着摄像机满世界乱跑，是因为我的行李箱夹层里装着一份刚刚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在中国那座繁华的北方城市里，我也曾为了一个迟迟不肯到来的孩子，喝下无数碗苦涩的中药，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接受各种检查。我的前夫没有娶别人，但他渐渐不再直视我的眼睛，那种无声的疲惫和日复一日的失望，最终压垮了我们的婚姻。
巨大的文化差异在那一刻消弭于无形，面对生育的困境，女人所承受的压力、自责和恐惧，在本质上竟然如此相似。
“明天就是节日了。”阿尼娅抬起头，眼神里突然多了一种近乎决绝的狂热，“我要去街上躺下。大祭司会踩过我的背，神会看到我的苦楚。”
我惊愕地看着她：“那个祭司是个成年男人，他的体重要是踩在你的脊椎上，你会受伤的，甚至会瘫痪！这根本不符合科学。”
阿尼娅惨然一笑：“科学救不了我，我的家要散了。如果背断了，我也认了；但如果我不去，我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对于一个溺水的人来说，你不能指责她抓住的是一根生锈的铁丝而不是正规的救生圈，因为她别无选择。
节日的清晨，整个小镇陷入了一种奇异的狂热。我拿着摄像机，陪着阿尼娅走向寺庙。街上满是灰尘，空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阿尼娅从前一晚开始就没有进食，甚至连水都没有喝一口，她的嘴唇起了干皮，但脚步却异常坚定。
来到寺庙外的街道时，已经有几十个女人趴在地上了。她们中有看起来十几岁刚成年的少女，也有眼角满是皱纹的中年妇女。她们紧紧挨着彼此，像是一排等待检阅的绝望的士兵。
阿尼娅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冲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走到队伍的末端。她双手合十，对着寺庙的方向闭上眼睛默念了几句，接着双膝跪地，上半身缓缓向前倾倒，最终整个人平贴在了那条脏兮兮的马路上。
路面上有碎石子，有散落的垃圾，甚至有动物的粪便，但这些女人似乎毫无知觉。她们把脸埋在手臂间，放弃了所有的尊严和防御。
阳光毒辣地炙烤着大地，等待是漫长而煎熬的。我看到阿尼娅的后背在烈日下渗出汗水，深红色的纱丽渐渐被浸透，颜色变得更深。
我的心悬在嗓子眼，摄像机在手里变得无比沉重，好几次我都想冲过去把她拉起来，但我知道我不能，因为那是她的战场。
不知过了多久，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和急促的鼓点声。
“来了！祭司来了！”周围的人用印地语高声呼喊。
从寺庙的大门里，走出几个赤着上身、涂满白色香灰的男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大祭司。他手里拿着一面盾牌和一把仪式用的钝剑，脚下没有穿鞋。他双目微闭，嘴里念念有词，仿佛已经进入了某种神灵附体的恍惚状态。
鼓声越来越密，如同暴雨般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过了一会儿后，大祭司开始移动了。他迈出第一步，沉重地踩在了第一个女人的背上。那个女人浑身猛地一颤，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祭司没有停留，紧接着迈出第二步，踩上了第二个女人的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