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傅作义面对是否守城的问题，牵挂的并不只是个人得失。古都人口密集，名胜古迹众多，一旦巷战爆发，后果难以收拾。傅作义最终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案，部队改编，城内大规模战火被避免。
这场起义影响很大。傅作义也没有因为出身国民党军队而被简单处置，反而进入新中国政权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岗位。1954年起，他担任水利部部长，后来又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对一位曾统领华北数十万军队的将领而言，这种安排既体现了统一战线政策，也说明起义后的实际表现受到重视。
与傅作义不同，卢汉的选择带有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复杂背景。1945年，蒋介石借卢汉率部赴越南受降之机，调走云南主力，并随后迫使龙云离开云南。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成为当地最高军政人物。
1949年12月9日，昆明。卢汉率云南地方军政人员和部队通电起义。此前，他已经与解放军方面进行过接触，但因战事尚未推进到云南，起义时间被安排在更合适的节点。卢汉起义后，云南多地相继转向，西南地区的局势由此加速改观。
新中国成立后，卢汉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他的经历说明，地方实力派起义后，能否平稳融入国家体系，关键在于政治态度和现实贡献。
曾泽生的道路则更具军事转折色彩。1948年10月，长春被围困期间，他率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部队随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这个安排并非象征性的安置，而是让他继续带兵，并接受新的军事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第五十军入朝作战，参加了汉江南岸阻击等战斗。曾泽生在战场上接受了新的考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成为起义将领中继续担任军队高级职务的代表。
有意思的是，廖运周并不是临时改变立场的地方军头。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长期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内部。淮海战役期间，他率部起义，回到人民军队一方。由于熟悉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和作战方式，他很快被安排担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1955年，廖运周被授予少将军衔，后来担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等职。这样的结局，和普通意义上的“投诚”不同，更接近一名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重新归队。
高树勋的起义发生得更早。1945年10月30日，邯郸战役期间，他率部发动起义。这次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的部署，也直接影响了战场态势。高树勋出身西北军，长期在旧军队中任职，但对内战并不认同，最终选择脱离蒋介石系统。
建国以后，高树勋没有重新掌握大规模军队，而是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获一级解放勋章。他的待遇体现出一种安排：保留政治地位，给予荣誉和工作平台，但不再让其独立控制军事力量。
孔从洲的背景又牵连着西安事变。作为杨虎城旧部，他曾参与西安方面的重大军事行动。1946年，他率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师起义，随后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担任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
孔从洲的专长集中在炮兵和特种兵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炮兵工程学院院长等职，在军队技术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对这类有专业能力的旧军队将领，人民军队的使用方式并非只看出身，而是看能否服务于新的军事体系。
湖南的起义，则是陈明仁与程潜共同完成的。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起义通电发表。陈明仁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程潜资格更老，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在国民党军政界拥有较高声望。
“长沙不能再打下去了。”类似的判断，正是当时湖南局势的现实压力。陈明仁率部起义后，部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后来参加广西剿匪。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程潜则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于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八人的结局并不完全相同：有人继续带兵，有人转入地方政务，有人负责水利、体育或军事教育，也有人获得较高军衔。但共同点十分清楚，起义并不等于自动获得信任，真正决定其后待遇的，是起义时机、历史影响以及进入新体系后的实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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