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221年，咸阳城内，秦王政已经完成统一大业，齐王建也被押往共地。六国旧都相继改设郡县，唯独一个不起眼的名字，仍然保留在秦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卫国。
这件事很容易被忽略。秦军灭韩、赵、魏、楚、燕、齐，动作干脆利落，偏偏对卫国网开一面。卫国地盘狭小，国力衰弱，看上去不值得秦国费心，可它却一直撑到秦二世时期，才真正退出历史。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下令废卫君角为庶人，卫国宗室和土地被纳入秦朝郡县体系。严格说来，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卫国并没有被正式废除，这也是它成为“最后一个灭亡诸侯国”的原因。
卫国的特殊身份，得从周初说起。
周武王灭商后，商朝遗民数量庞大，怎样安置，绝不是简单分封一个诸侯就能解决的。周人采取了“以商治商”的办法，把商族旧地交给周王室成员和商王族后裔共同管理，既利用旧有秩序，又防止商人重新聚拢力量。
武王去世后，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霍叔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平叛结束，周公将康叔封在卫地。康叔面对的，主要仍是商朝遗民，他没有简单推倒旧制度，而是采取安抚、整合与约束并用的办法，使卫地逐渐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屏障。
这一步很关键。
卫国从诞生起，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新封诸侯国。它承接了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又属于周王室的宗亲封国，身上带着两重身份。对周人而言，卫国可以控制商族旧地；对商人而言，卫国又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文化记忆。
卫国真正强盛过一段时间。卫武公在位时，卫国政治清明，军事实力也不弱，曾经参与周王室事务。只是到了春秋战国，诸侯竞争越来越激烈，卫国周边先后出现晋、魏、赵、齐等强国，它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有意思的是，卫国并非没有人才。
吴起是卫国人，后来成为著名军事家；商鞅本名卫鞅，入秦后主持变法，推动秦国建立起严密的军功爵制和郡县治理体系；吕不韦也出自卫地，后来成为秦国相邦。秦国能够迅速崛起，卫鞅所设计的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卫国本身没有强大军队，却不断向时代输送改变天下格局的人物。这种反差，正是卫国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到了战国末期，卫国已经无力保持独立。公元前254年，卫怀君被杀，卫元君继位，卫国实际上转入魏国与秦国势力的夹缝之中。后来卫国被迫依附秦国，国都也迁至野王一带，政治自主权大幅下降。
此时的卫国，已经不是秦国眼中的竞争者，而更像一个被控制的旧封国。灭掉它，当然不难；但保留它，反而更省事。
秦国统一六国后，原六国疆域全部推行郡县制，地方贵族的世袭权力被清除。卫国却因早已臣服秦国，且国土狭小、没有反抗能力，暂时保留了国君名号。它的存在，既不妨碍秦朝行政管理，也不会形成军事威胁。
有人认为，秦国留下卫国，与卫地浓厚的文化传统有关。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长期居住在卫国，传说他赞叹卫地多君子；吴国公子季札访问诸侯，也有“卫多君子”的评价。
这些记载未必能直接证明秦始皇是因为文化因素才保留卫国，却说明卫地在先秦士人心中颇有分量。这里既是商文化的重要遗存，也是周礼、诸子和士人活动交汇之地。秦始皇重视博士、典籍与制度建设，对这样的历史旧地，自然不会完全视若无物。
但文化声望只是辅助因素，真正决定卫国命运的，还是政治成本。
秦灭六国时，面对的是拥有军队、贵族、城池和地方号召力的大国。卫国到了战国末年，已经没有完整的独立军政体系。秦国若强行废除卫君，既得不到多少实际利益，还可能刺激旧贵族和地方势力；保留一个空有名号的国君，则能让旧秩序平稳过渡。
卫国君主曾有过这样的处境：“国还在，权已无。”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卫国晚年的命运。
秦始皇并非真的放弃郡县治理，而是暂时允许卫国以特殊形式存在。卫君角名义上仍是诸侯，实际上受秦朝控制。等到秦二世时期，秦帝国局势剧烈动荡，旧封国的象征意义已经消失，废黜卫君、收归郡县，也就顺理成章。
卫国没有靠军队挡住秦军，也没有靠外交击退强秦。它能活到最后，靠的是身份特殊、威胁太小，以及秦国对治理成本的精确计算。这个曾经连接商周两种传统的小国，最终不是战死疆场，而是在秦朝的行政命令中，安静地结束了自己的国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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