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冬天，上海丁香花园内，陈赓躺在病床上，忽然问起前来看望的人。屋里很安静，医生不让外人频繁进出，工作人员也尽量压低声音。这个久经战阵的将领，身体被疾病困住后，最难受的却不只是心绞痛，还有一种被战友“遗忘”的失落感。
傅涯没有绕弯子，照实告诉他：“大家来过，只是医生怕影响你休息，没有让他们进来。”陈赓听完，脸色立刻变了。他认为战友们可能误会自己摆起了架子，随即说道：“你明天就去登门道歉。”
这句话听着有些突然，甚至带着火气。可了解陈赓的人都知道，他发脾气的背后，往往不是计较个人得失，而是把战友情看得太重。革命年代一起扛过枪、走过险路的人，在他心里不是普通来客，更不是可以轻易拒之门外的关系。
陈赓与傅涯的婚姻，也是在战争环境中慢慢走到一起的。1939年3月，陈赓的第一任妻子王根英在反“扫荡”中牺牲，这对一向爽朗的陈赓打击很大。此后，他把悲痛压进战斗里，率部作战勇猛，日军甚至用“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来表达对他的忌惮。
1940年前后，陈赓在抗日军政大学接触到文工团员傅涯。傅涯性格文静，做事有分寸，和陈赓的豪爽形成了鲜明对照。陈赓曾用半开玩笑的方式试探她：“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傅涯没有马上答应，只说要再考虑，甚至提出要等几年。
陈赓没有逼迫。他知道傅涯此前有自己的感情经历，也明白婚姻不能靠一时冲动决定。两人因此保持距离，却在共同的革命生活中逐渐加深了解。等到约定的时间过去，他们准备正式交往时，组织审查却带来了麻烦。
傅涯的家庭关系曾引起疑虑，有人担心她与敌特存在牵连。陈赓对此难以接受，傅涯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一次演出《孔雀东南飞》时，陈赓坐在台下久久不语。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曾帮助向上级说明，家庭出身与本人立场不能简单混为一谈。
经过审查和请示，两人的婚事终于获准。傅涯当时在外地演出，陈赓得到消息后催她赶快回来：“我已经等了三年，再等一天也不行了。”婚礼没有铺张排场，却很热闹。傅涯唱歌，陈赓说笑话，战友们在院子里为他们祝贺。
婚后聚少离多是常事。傅涯参加工作，陈赓奔赴前线，两个人常靠书信联系。1951年朝鲜战争期间，陈赓收到傅涯来信，曾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兴奋，说半个月来的焦虑一下子化开了。对一名长期在枪林弹雨中生活的将领来说，家书不只是问候，也是精神上的支撑。
陈赓的身体，早在战争年代就留下了严重隐患。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途中，他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重伤，膝部筋骨受损。伤口长期得不到正规治疗，后来感染化脓，几乎到了需要截肢的地步。经过傅连暲等医务人员抢救，他才保住了腿。
1931年在鄂豫皖苏区作战时，陈赓右膝再次负伤。组织安排他前往上海治疗，他一路化装赶路，途中还曾设法摆脱盘查。多年旧伤叠加，加上长期劳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心脏和血管问题越来越严重。
1961年春节前，北京寒冷，陈赓却仍坚持在院子里散步。他不愿去广州，觉得那里人多，难以安静养病。恰逢上海方面邀请，他才决定过去休养。临行前，他还在机关干部会上谈到困难时期的生活安排，提醒大家珍惜组织保障，振作精神工作。
到了上海，傅涯原本想陪着丈夫养病，但陈赓很快就催她投入工作。他对市委负责同志说，傅涯既然来了，就不能只在家里照看病人，应当到基层了解干部情况。很快，傅涯被安排到徐汇区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有一天，陈赓还叮嘱她带上雨衣，问晚上能不能早点回来，并提出想吃一碗雪里蕻肉丝面。那是他少见地提起自己的生日。傅涯看着他的面容，发现这个曾经在战场上行动如风的人，头发稀疏了，脸也显出疲惫。
病痛使他的脾气变得急躁。医生限制饮食，他会像孩子一样抱怨傅涯“不让吃大肥肉”；战友来看望，他又追问为什么开会不通知自己。可他真正惦记的，仍是工作和同志。听说有人因为医生阻拦没能见面，他便担心别人误会，要求傅涯逐家解释。
那次争执过后，傅涯照着他的意思去向老战友说明情况。陈赓这才放下心来。病情加重后，他还交代傅涯照顾孩子，并整理、出版自己的日记。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十一年前，他与傅涯共同生活的岁月，最终停在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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