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器》与中国律师的使命与担当

文 | 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 何小锐律师

前言

2026年9月1日，第五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实施。而同时，讲述1979-1997我国法治重建与变革的年代剧《重器》热播，或是巧合。该剧由最高法、最高检，“两高”影视中心联合出品，职业习惯使然，以为在看“两高司法解释”。

最有记忆点和共鸣的是其中讲述律师的情节。剧中主要出现了三名律师，南余县城的律师李乡，闻名全国的大律师袁亦方，著名政法院校毕业的年轻律师陆则铭。

一、“我认为他无罪”

被告人乔治良被控强奸侄女并致其死亡，乔治良当庭认罪。律师李乡接受指派为乔治良的辩护人。阅卷后李乡认为本案不构成强奸，拟进行无罪辩护，但也面临当时巨大的舆论和群众的社会压力。

帮“坏人”辩护就是为虎作伥，与人民为敌；与检察院唱反调，就是政治不正确。此类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大多数律师为求自保，都会选择风险最小的罪轻辩护方案，发表诸如，“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家中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请求给予从轻处罚”的程式化辩护意见。

而李乡仍然选择发表独立辩护意见，进行无罪辩护，哪怕他面临的是死者家属的谩骂，旁听人员的诋毁，还有来自单位领导的高压。因为他坚信，“根据证据和法律，我的当事人就是无罪。”

李乡律师的这份“坚持”，坚守的是公平，捍卫的是正义。听起来有几分清高、孤傲，甚至“伟光正”，但实际上，却是律师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根本，也是律师赢得社会尊重的原因。

试想一想，假如律师丢掉法律信仰，失去独立判断，只求明哲保身，随着外界的压力左右摇摆，“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又如何期望能够坚定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最早的《律师法》颁布于1996年，至今经历5次修订，但其中第二条关于律师的使命将永不褪色。律师的使命，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坏人”为什么需要律师辩护？

既然律师的使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那么“坏人”做了坏事，经应当接受惩罚，这是正义。那么律师为坏人辩护，是否就不正义？

数年之前，也曾有人问笔者这个问题。笔者以书本上的“人权理论”加以解释。人即便犯罪，也享有人权，也需要辩护。刑法和刑诉法的目的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但从听者的反应来看，这一解释不够有力。毕竟，人权观念深入人心需要时间。

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如李乡说的，“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法律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今天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一旦身陷诉讼，同样拥有获得辩护的权利。今天乔治良犯罪，如果不让律师给他辩护，那么假如你们、你们的亲人、朋友将来被控犯罪，要不要律师给他辩护？”人同此心。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搜集证据，检察院审查起诉，提出控告，国家公权力机关承担打击犯罪的职能，为什么仍然需要律师辩护？不应该相信公权力机关吗？

恰恰相反，应当尊重和维护公权力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实现打击犯罪的功能。但公权力也会“犯错”，也会“打盹”，所以也需要“制约”，否则“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对公权力的监督和补正，尽可能确保案件处理的公平正义，恰是维护公权力权威的有效方法。为此，罗翔在《圆圈正义》中说，“刑事法律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

剧中的“冤假错案”，大多源于真实案件的改编。出现冤假错案，原因之一是公权力的恣意行使。律师辩护制度正是监督、制约公权力行使的有力手段。刑事案件从以前的“侦查中心主义”到“检察中心主义”及“审判中心主义”的权力格局演进，有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动因。虽然在当下，律师辩护权仍然只是发现公权力办案的漏洞、指出关注点的不足，类似查漏补缺的作用，但已是进步。

也正因如此，新修改的律师法增加“国家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的规定，即刑事案件中，即便被告人没有自行委托律师，也必须通过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辩护律师，其目的是保障每一位公民在每个阶段的律师辩护权。

三、二审为什么不开庭审理？

全国知名大律师袁亦方（于和伟饰演）代理一起一审被判死刑的案件，代理二审阶段。提起上诉后交代助手陆则铭，如果二审法院不安排公开开庭审理，要立即通知他。

果然，二审法院通知不开庭，只进行书面审理。袁亦方律师立即来到当地，直接与主审法官面谈质问，“如此重大的死刑案件，二审为什么不开庭审理？”法官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案件数量较多，不需要个个都开庭审理”。

袁律质问，“没有开庭查明，怎么判断出来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仅是依据一审法院的判断吗？那还要二审制度做什么？如果不开庭，只看材料就能判断事实是否清楚，那一审是不是也不用开庭，直接书面审理？”最后说道，“假如法院坚持不开庭审理，我们将提起监督，并向社会公开。”最后，成功争取到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提出了案件事实方面的疑点，被告人由死刑改判“死缓”，留住一条人命。

律师的作用之一，是在重大程序方面努力争取，以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争取，靠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如调查取证权、监督申诉权、知情权等。实体正义的实现靠程序正义保障，没有程序正义，实体正义难以实现。

原律师法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新修改的律师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有关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律师执业权利进一步保护的体现，袁律若在当代，应当感到欣慰。

四、“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这句话是律师陆则铭在代理“余三花被杀案”时的发现。剧中钱兴良被控杀害妻子余三花并抛尸小树林。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技术，也基于疲劳审讯的原因，钱兴良作出认罪供述。陆则铭代理本案后发现疑点，为了进行验证，亲自前往被害现场走访查验。

案卷显示，“事发时段气温超过三十五摄氏度。一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轻装徒步走完这条山路，不停留、不作案，全程也要三个半小时。钱兴良案发前足部感染，行走本身就疼痛困难。如果要完成杀人、分尸、携带重物抛尸整套行为，全程至少需要九个半小时。多名村民证言证实，当天傍晚六七点，钱兴良一直在村口打牌。时间轨迹完全冲突，客观上不可能完成全部作案行为。”陆则铭的努力打动了二审法院，被告人被改判死缓，赢得了生存的机会。

律师代理案件，如何算作尽责？也许没有标准答案。浅尝辄止自不可取，沉迷其中也无必要。陆则铭给出的答案是，律师应有些许执着，些许坚持。在看似没有证据，难有突破，连公安机关都没有一线走访查证的情况下，他保持着内心的执着，以一腔孤勇，用脚步发现了新的线索。

陆则铭如果不去实地走访，也没有人说他不尽责，毕竟侦查机关都没去。但他的尽责标准，在于自己的内心拷问，“我是否尽力了？是否无愧于心？”

五、我不保证一定能打赢，但我保证一定尽力

剧中袁亦方大律师享誉全国。但他初步跟当事人接触时，会说“我掌握的情况还不多，无法作出进一步判断。”了解案情，透彻分析后，也会对当事人说，“你要考虑清楚，我不保证一定能打赢；但如果你委托我，我保证一定尽力。”他也常自我调侃，“我打官司的胜率不高，屡败屡战”，“我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接，有的案件给再多钱我也不接；有的案件不给钱我也接，我有我的接案价值观。”

为什么袁律师官司胜率不高，但依然名满天下？为什么不保证一定打赢，但找他打官司的反而络绎不绝？为什么他屡战屡败，反而客户都信任他？

笔者思考的答案是“原则”二字，内心的原则和法律的原则。内心恪守正义，有自己的接案、办案价值观；恪守法律原则，依法诚信执业，恪守律师道德，不承诺办案结果，只保证全力以赴。

坚持原则，有底线，守边界，是赢得信任与尊重的关键。倘若丢掉原则，没有底线，只会沦为他人的工具与棋子，工具人又谈何被尊重？袁亦方，原来是“圆亦方”，外圆而内方，方即为原则。

本次修改的律师法也对律师的执业行为规范进行了调整和重申，规定“律师执业应当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应当依法依规诚信执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对笔者而言，坚守了内心的原则，拒绝了一些不符合价值观的案件和事务，反而觉得天朗气清，一身轻松。

五、结语

如何接到并办好案件？如何赢得客户的信任和尊重？如何保证执业安全？是律师行业的终极命题。

答案其实就藏在《律师法》的规定中。保持法治信仰，坚守执业原则，树立自己的价值观，真诚竭力地维护当事人权益。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谨以此文纪念律师法的第五次修订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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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介绍

/何小锐律师/

北京策略（广州）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执行副主任

策略全国企业反舞弊专委会副主任

策略广州公司法律专委会副主任；广东省律协低空经济专委会委员；广州市律师协会优秀青年律师“凌云计划”；广州市黄埔区社会建设观察员。

研究方向：公司法、合同法、商事交易、低空新业态

多篇文章发表于《广东律师》，多次荣获广州市律师协会“理论成果奖”“业务成果奖”、省市法学会学术优秀论文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