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12月，南京一处院落里，唐亮刚接到叶剑英打来的电话，便开始清点家中的物品。电话内容并不复杂：请他尽快赶赴北京，接受新的工作安排。不久，军委的正式通知也送到了。
张锐听完消息，第一反应不是收拾行李，而是担心丈夫的身体。唐亮长期受战争年代留下的疾病困扰，近些年一直以休养和治疗为主。她劝道：“北京事情多，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孩子们大多在南方，还是留在这里养病吧。”
唐亮明白妻子的顾虑，却没有犹豫太久。他只说：“既然组织有安排，就不能推。”临行前，他又交代家里，公家的物品一件也不能带，个人只带换洗衣物。原本张锐还想着把部分家具留给已经成家的孩子，听到这话，便没有再提。
这份克制，并非临时起意。唐亮一生经历过战争、部队整编和多次岗位调动，对“公私分明”看得很重。离开一个单位时，带走的只能是个人行李，不能把职务上的便利变成家庭财产。这样的细节，往往比口号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作风。
唐亮的身体问题由来已久。1966年夏天，南京军区卫生部门曾安排他到黄山避暑。山中气候清凉，他原本打算多住一阵。就在这时，军区来电询问中央重要会议是否参加。
按唐亮当时的身份，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完全可以赶回去。但他考虑到自己多年没有正常工作，对有关情况掌握不多，而且会议通知中也明确，患病者可以不参加，于是决定继续休养。这个选择看似平静，背后却有他对自身处境的清醒判断。
离开黄山后，唐亮仍关注部队和地方的变化。南京形势出现波动期间，他曾前往上海，与老战友赖毅联系。赖毅参加革命很早，经历过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是南京军区的老同志，与唐亮交情深厚。
在上海的日子里，唐亮很少外出。除了找赖毅交谈，更多时候便独自思考，偶尔写些文字，写完立即收好。那段时间，他既牵挂国家和部队，也惦记远在南京的妻子儿女。回家时，他对张锐说：“在上海，心里装着许多事，也放心不下你们。只要家里平安，就很好。”
1969年3月，唐亮赴北京参加党的九大，在京停留约40天。会议结束后，他没有马上回到工作岗位，日常生活变得十分安静：散步、读书、写信，偶尔与老战友交谈。他给来信者回复时，定下几条规矩：实事求是，只讲事实，不轻易下结论，能够回避的细节就少谈。
唐亮并不是没有重新工作的愿望。九大期间，他曾写信告诉孩子，自己已经向军委提出分配工作的请求。那一年，他已经接近60岁，身体也不算好，但仍认为只要任务合适，自己还能够承担一些事情。等待安排的几年里，他一边治病，一边准备重新出发。
转机出现在1971年年底。军委决定让他到北京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叶剑英亲自向他说明任务，核心内容是整顿军大、推进军工建设。总政治部随后找唐亮谈话，并从全军抽调人员组成学习组，协助他进入军大开展工作。
赴京前，许世友等南京军区领导在中山陵为他送行。老友赖毅问他准备带多少人，唐亮掰着手指算了算：秘书、保健医生、管理员、保卫干事、公务员和驾驶员，一共六人。
赖毅感慨，那个时期有些人调到新单位，总要带着一大帮随员。唐亮对此并不赞成。他认为，工作需要多少人，应当按实际任务决定，不能把调动岗位当成扩大个人班底的机会。赖毅听后说：“要是都照你这样办就好了。”
军政大学当时是我军培养高级军事、政治干部的重要院校，历史上由高等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和政治学院等方面的力量发展而来。唐亮到任后，面对的不是一项简单的人事安排，而是复杂的机构调整和教学秩序恢复。
1972年，萧克调到军大工作。萧克红军时期资历很深，曾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比唐亮年长两岁。学习组撤销后，唐亮任政委，萧克任校长。两位上将分工不同，却彼此尊重，遇到重大问题及时沟通。唐亮后来称，那段合作是自己一生中较为愉快的工作时期。
1977年底，两人分别调往新的岗位。此时唐亮身体状况明显恶化，经常需要到医院检查，但他没有因此完全停下工作。政治学院组建后，他把相当多精力投入其中，能够处理的事务便亲自过问，身体允许时仍坚持到工作现场。
1983年，唐亮申请回南京安家，获准后与家人共同生活。那一年，他73岁，开始把更多时间用于整理往事和撰写回忆材料。1986年11月20日，唐亮在南京逝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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