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0年代后期，广州军区某驻地，许世友身边的警卫员魏胜权常见到一件小事：首长看完电影，散场时总要回头数一数，警卫排的战士是不是都在。少了谁，他便会问。
这不是形式上的关心。许世友看电影有自己的习惯，军事题材自然喜欢，《洪湖赤卫队》和《刘三姐》也常常反复观看。警卫排原本安排战士参加政治学习，魏胜权以为这是对首长负责，便没有通知大家进礼堂。
电影放到一半，许世友忽然叫停，问道：“战士们呢？”
得知战士被安排学习后，他当即不高兴，认为看电影不是干部的专利，警卫员也有休息和娱乐的权利。他让人把战士们叫来，礼堂里这才重新有了动静。
有意思的是，战士们对这两部影片并不算陌生，可许世友每次观看仍然投入。看到影片中对叛徒的处置，他会忍不住评论；看到刘三姐敢于同恶势力斗争，也会表现出明显的赞赏。
魏胜权后来分析，这种偏爱与许世友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出身贫寒，年轻时参加革命，长期在基层和战场上摸爬滚打，对普通百姓、基层士兵的处境有切身体会。电影在他那里，不只是消遣，也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自己熟悉的人和事。
不过，许世友并不是一个随便与人交往的人。尤其在住宅和办公区域，陌生人通常不能擅自进入。有一次，一名警卫营干部在院外徘徊，引起了他的注意。询问清楚后才知道，这批干部即将转业，临走前想和首长合影，却担心被拒绝。
许世友听完，没有摆架子，反而把人叫来交谈，还答应合影。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人与人相处并不容易，警卫员跟着自己几年，转眼便要各奔东西，留下几张照片，日后也算有个念想。
这番话，放在那次意外发生之后，更显得沉重。
那是一个夜晚，驻地突然传出枪声。许世友听到后立即从住处出来，询问发生了什么。魏胜权循声赶到现场，发现一名执行警卫任务的哨兵倒在岗位附近，随后赶来的连队干部也都神情紧张。
调查显示，哨兵站岗期间私自摘取了两个橙子，被班长发现后严厉斥责，还被要求写检查。对一名年轻战士来说，违纪本应通过教育、帮助和组织处理来解决，没想到批评方式过于粗暴，竟使他一时想不开，吞枪自杀。
魏胜权把情况报告给许世友。许世友听后久久没有说话，只问了一句：“怎么会弄成这样？”
很快，他决定亲自去警卫营。防弹车抵达营部时，营长已经带着排以上干部列队等候。车门刚打开，许世友便快步下车，面对前来报告的营长发了火。
“这样的兵，你们是怎么带的？”
他质问连队干部，难道两个橙子就要把人逼到绝路？战争年代，战士犯错，只要把道理讲明白，许多人都会想着戴罪立功，哪有轻易放弃生命的道理。带兵干部如果只会训斥，不会做思想工作，就没有真正尽到责任。
魏胜权跟随许世友多年，很少见他如此震怒。那股火气并非针对某一个人，而是对简单粗暴带兵方式的痛惜。许世友要求干部认真检查管理方法，不能把“严格要求”变成压服，更不能把士兵的尊严逼到无处安放。
这种态度，在处理家属调动问题时也很明显。
1978年上半年，广州军区保卫部门一名副处长奉命调往衡山工作，家属小卢却不愿离开广州。她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子女也在这里长大，突然搬到条件相对艰苦的地方，心理上确实难以接受。
有人认为军人家属就该服从安排，甚至说出许多尖刻话。议论传到许世友那里，他没有简单批评小卢，也没有同意让部队用命令压过去，只说，换个位置想一想，谁都会有舍不得和不适应。
随后，他让魏胜权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围绕家属说闲话。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找小卢谈了一次，把调动原因、家庭困难和今后的生活安排一件件讲清楚。谈话之后，小卢一家最终顺利搬往衡山。
1979年三月，小卢因事回到广州。那时许世友正在接待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野战军首长，见到她后仍特意停下来问候，还交代秘书照顾好这位军人家属，晚上安排她到家中看电影。
这些细节，与那次警卫营里的怒斥放在一起，构成了魏胜权记忆中的许世友：对部队纪律要求很严，对带兵干部要求更严，但对普通战士和军人家属，往往愿意多听一句，多想一步。一次电影，一张合影，一场谈话，背后都是同一个道理——军队有规矩，人心也不能被规矩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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