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下午，阳光懒洋洋地晒在院子里，我正蹲在菜地里拔草，手上沾着泥，耳边是蜜蜂嗡嗡的声音。弟媳秀芬推开院门走进来，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笑——甜得发腻，像蜜罐子里泡过的。
"大嫂，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我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把汗，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秀芬这人，平时跟我说话都是横着来的，今天这副笑脸，必定没好事。
"什么事？"
她走近两步，压低声音，像是在说什么天大的秘密："我跟建国商量好了，我们打算出去打工，孩子……想麻烦你帮着带三年。"
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三年？"
"就三年嘛，大嫂。"她笑得更甜了，"你反正在家闲着，带个孩子也不费什么事。等孩子上了幼儿园，我们就回来接。"
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说起来，我跟秀芬的关系一直不冷不热。她嫁给我弟建国那年，我妈就说这姑娘眼皮子浅，我没当回事。后来相处下来，倒也没什么大矛盾，不过是各过各的日子。可这三年，说得轻巧——我那时候刚刚把婆婆送走，自己身子也不大好，膝盖疼了大半年，上下楼梯都费劲。更何况，我自己的孙子还没人帮我带呢。
"秀芬，"我慢慢开口，"我身体你又不是不知道，膝盖的毛病……"
"哎呀，带个孩子能累到哪儿去。"她摆摆手，把我的话截断了，"我们也不是不给钱，一个月给你五百。"
五百块。
我看着她那张笑脸，忽然觉得有些心凉。不是因为钱多钱少，是那种被人当成廉价劳动力的感觉，像一根刺，悄悄扎进肉里。
我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立刻拒绝，只说让我想想。秀芬走的时候，脚步轻快，大概以为这事儿已经成了八九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有虫子叫，远处偶尔传来一声狗吠。我想起我妈以前说的一句话："人善被人欺，你这辈子就是太好说话了。"
我不是不疼孩子。那是我弟的骨肉，我哪能真的不管不顾。可三年，整整三年，我自己的日子呢？我自己的身体呢？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建国，说我帮不了这个忙。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秀芬的声音，又尖又快："大嫂，你这是什么意思？！"
事情就从那个电话开始发酵。
先是我妈那边传来话，说秀芬去哭诉，说我这个大嫂心狠，弟媳生孩子，我连帮忙带三年都不肯，"不近人情"。接着是村里的几个老姐妹，见了我就意味深长地看一眼，有个嘴快的直接问："听说你不帮建国带孩子？"
那种感觉，像是站在露天地里，四面都是风，哪儿都躲不进去。
我去找我妈说清楚。我把膝盖的毛病说了，把自己的身体说了，也把那句"一个月五百"说了。我妈听完，叹了口气，没说我对，也没说我错，只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我管不了。"
我知道她心里是偏着建国的。儿子嘛，总是儿子。
后来有一天，我在镇上买菜，碰见了秀芬的娘家嫂子。那女人见了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了句："大嫂真是好福气，自己享清福，让弟媳妇操心。"
我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袋子青菜，闻着菜市场里鱼腥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心里头有什么东西慢慢沉下去。
我没有争辩。争什么呢？
我只是在那天晚上，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了很久。
我想，这世上有一种人，永远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你帮了，是应该的；你不帮，就是你的错。这道理说不清，也掰不明白，因为它从来就不讲理。
建国后来单独来找过我一次，坐在我家堂屋里，低着头，说话吞吞吐吐。我看得出来他也为难，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我没有怪他，只是说："建国，你是我弟，我不帮你，心里也不好受。但我真的力不从心。你们要出去，就想别的办法，托人、找保姆，总有路子的。"
他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孩子最后是秀芬的妈来带的。听说老太太身体比我好，带得也挺好。
日子还是照常过。秀芬见了我，面子上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少了从前那点虚情假意的甜。我倒觉得这样更自在——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撕破了那层纸，反而清爽。
只是有时候夜里，我还是会想，如果我当初答应了，会怎样？
大概是三年后，腰也弯了，膝盖也废了，然后听一句"辛苦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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