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消毒水的味道顺着鼻子往脑门里钻。
我站在病房门口,隔着半扇玻璃门朝里看了一眼。
白被单底下蜷着个瘦小的老头,下巴缩成一团,眼角挂着一滴浑浊的泪。
他叫董安邦,是我孩子的爷爷。
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他站在屋檐下,嘴里头蹦出一句话,把我整个人都冻成了冰。
如今他瘫在床上,含含糊糊地喊我的名字。我的手心里捏着一封泛黄的信,纸边已经被汗湿软了。
正要转身,儿子兵兵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脚步很轻,眼睛却很沉。
他说:“妈,你别管了。这一段,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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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年冬天冷得邪乎,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天上飘着碎雪粒子,打在窗玻璃上沙沙地响。
我半夜被身边的动静惊醒,伸手一摸兵兵的额头,烫得我手心一激灵。
赶紧拉灯一看,孩子小脸通红,嘴唇干得起了皮,嘴里呼呼地喘着粗气。
体温计一量,四十度。
我吓得手都抖了,翻箱倒柜找出退烧药,掰开他的嘴喂下去。
兵兵迷迷糊糊咽了两口,全吐了出来,紧接着整个身子开始抽搐,眼睛往上翻,喉咙里呜呜地响。
我一把抱起他,光着脚踩在地上,后背的汗把棉袄都湿透了。董杰跑长途不在家,整个董家大院就剩我、公爹董安邦和小叔子董飞。
小叔子董飞去年买了辆二手面包车,成天在村里显摆,说这车能拉人能拉货。那车子就停在他院墙底下,钥匙挂在堂屋门后的钉子上。
我抱着兵兵拍响董飞的门,拍得门板哐哐响。
屋里灯亮了,隔着窗户传出他不耐烦的声音:“这么晚了干啥?”
“兵兵发高烧,烧得抽了,你得送我们去医院。”我嗓子眼发紧,话都说不成串。
门开了一条缝,董飞披着棉袄探出半个脑袋,头发乱蓬蓬的,看了一眼我怀里裹着的孩子,皱了皱眉:“我明早五点就要起来,送对象一家去县城办事。今晚要是跑了车,明天路上出点啥岔子,你担得起?”
我膝盖一软,差一点跪下去:“哥,我求你了,孩子都抽搐了,不是小事啊。”
董飞打个哈欠:“你去找咱爸呗,让他想办法。我这车才买了没多久,大半夜雪天路滑的,出了事故算谁的?”
门在我面前关上了,吧嗒一声落了锁。
我抱着兵兵站在院里,雪粒打在脸上生疼。转身又往正屋跑,公爹董安邦的房间亮着灯,他披着衣服坐在炕沿上,正拿旱烟袋往烟锅里摁烟丝。
“爸,兵兵高烧四十度,得赶紧送医院——”
董安邦没抬头,慢条斯理地划了根火柴点上烟:“村东头老李家有架子车,你去借那个拉去吧。”
“这么冷的天,孩子抽着呢,架子车三四个钟头才到镇上,哪来得及?”我的声音带了哭腔。
董安邦吐了口烟:“老大不在家,我一个老头子能干啥?大半夜的,你也知道天冷。孩子发烧嘛,捂一捂发发汗就好了,天亮再说。”
“都四十度了,捂不得——”
“行了行了。”董安邦把烟袋往炕沿上一磕,“我这老胳膊老腿的送你上医院,半道上我自己先倒了,你伺候我还是伺候孩子?”
我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怀里的兵兵又抽了一下,小嘴发出微弱的呻吟。我低头看他,那白白的小脸憋得发紫,眼睫毛上挂着泪珠子,嘴里含混地喊了声:“妈……”
我咬牙转身,冲出门去。
院门口那辆面包车孤零零地停在雪地里。我跑过去拉了一下车门,锁得死死的。回头看了一眼那亮着灯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着董飞侧身躺下的影子。
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抱着孩子沿着村路往东跑。雪越下越紧,路上的积雪没过脚踝,我跑了半条街,鞋里灌满了雪水,脚冻得没有知觉。
村东头老周家的狗先叫了起来。我把门拍得山响,过了好一会儿,屋里的灯亮了。
老周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在镇上农机站开过十几年拖拉机。
他隔着门问是谁,听出我的声音后,披着大棉袄就出来了,一看孩子那样子,二话没说套上棉衣,去院子里推出那辆旧三轮车。
车斗里垫了一床旧棉被,他把兵兵裹好放在车斗里,又把他自己那件军大衣脱下来给我:“我穿着棉裤抗风,你抱着孩子,别让他再冻着。”
我连连道谢,翻进车斗把孩子搂进怀里,老周跨上车座,三轮车吱呀吱呀地碾进风雪里。
路过村口时,路边老槐树底下站着一道黑影。
02
三轮车被那黑影拦住了。
老周急刹车,车把猛打了一下,我抱着兵兵在车斗里一晃。
那黑影往前走了两步,是董安邦。他坎肩都没系扣子,敞着个怀,手里拎着旱烟袋,脸色铁青地站在雪地里。
“你今晚要是踏出这个村口,以后就别再回我董家的门。”他盯着我,烟杆子在我面前点了一下,“哪家媳妇像你这样,半夜三更闹得全村不得安生?传出去人家戳的是我董家的脊梁骨。”
我没说话,把兵兵往怀里又搂紧了些。
董飞也赶过来了,大概是在里屋听见动静。
他站在他爹身后,手里提着个手电筒,光柱一晃一晃地打在我脸上:“嫂子,不是我说你。上了医院,医生开一堆七七八八的检查单子,小感冒也给你整出大病来。花那个冤枉钱干啥?”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再说了,孩子这体质,万一半路上出了事算谁的?我们送你有啥好处?”
风裹着雪,灌进我的领子里。我从头到脚都在发抖,董飞那话像一把钝刀,一寸一寸地往我心上割。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理,每一句话都像刀子。
我咬着牙,一声没吭。
董安邦见我不说话,哼了一声,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敲出一溜火星子:“我再说一句,你听不听随你。”
我抬头看他。
他叼着烟嘴子,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口吻带着一丝不屑:“孩子没了就没了嘛,大不了你们再生一个。董杰还年轻,你也不老。真要是路上出了事,大人孩子都没了,那个家还叫个家?”
我听见自己的牙齿咬得咯咯响,眼泪一下子涌上来。那泪水刚涌出眼眶就冻成了冰碴子,挂在下巴上。我使劲眨了眨眼,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
老周坐在车座上没动,但握着车把的手背青筋都暴了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闷声说了一句:“安邦哥,这话说得不地道。娃娃是一条命。”
董安邦瞪了他一眼:“老周,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老周没回嘴,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轻声说:“周叔,走。”
老周猛一蹬,三轮车碾过积雪,擦着董安邦的衣角过去了。
车斗颠了一下,兵兵在我怀里哼了一声,又没了动静。
我使劲捏了捏他的手心,那小手烫得像一块炭,软绵绵的,没有回应。
我一下子慌了:“兵兵?兵兵!”
孩子一动不动。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有一阵没一阵的,弱得像根蚕丝。
老周回头一看,也急了,把车蹬得飞快,链条咯噔咯噔地响。村口那座石桥很快到了,过了桥是出村的土路。
我后来才知道,这座桥成了我这辈子的一个坎。
桥面结了冰,车胎打滑,老周死死地攥着车把,整辆三轮车还是失去了控制。
我只觉得车身一歪,一大股力量把我从反方向掀了出去,我下意识地死死把孩子护在怀里,整个人在雪地里滚了两圈,肩头撞上一棵歪脖子树,痛得眼冒金星。
脑袋嗡嗡响了一阵,我挣扎着爬起来,先看怀里的兵兵。孩子的脸冻得青白,口唇发紫,我把他脸贴在自己脸上,有气。
老周从车底下爬出来,膝盖摔出血,棉裤裤腿裂了一道长口子。他那辆三轮车车把歪了,骑不动了。
土路前后都是黑黢黢的田野,连个鬼影都没有。风呜呜地刮着,雪砸在脸上怎么也睁不开眼。
我心口发凉,坐在雪地里抱着孩子,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
就在这时,土路尽头亮起两束白光,一辆大货车鸣着喇叭轰隆隆地开过来。车灯切开的雪幕里,我看见老周站在路中间拼命挥手。
货车刹住,驾驶室跳下来一个矮胖男人,三四十岁,裹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
他看了一眼我们,又看了看歪在路沟里的三轮车,二话没说把车斗里的棉被往地上一铺:“先上车送医院。”
我们被捎到县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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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急诊室的日光灯白得刺眼。
值班医生量了体温,摸了摸兵兵的脖子,脸色一下就沉了。护士推着孩子进了抢救室,我脚下一软,被老周扶住,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医生递给我一沓单子:“你是家属?”
我点头。他指着签字栏说:“孩子高热惊厥,有肺炎的迹象,需要马上住院观察。先把押金交了,三千。”
三千块钱,那是董杰两个月的工钱。
我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里面装着这半年的积蓄,零零整整共十二张一百的。我看着那沓单子,纸上的字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在爬。
老周从旁边挤过来,从腰上摸出一叠钱,有零有整,数了数递过去:“先拿这些垫上,差的我回去凑。”
我看着他把钱塞进窗口,眼泪又涌了上来。老周回头看了我一眼:“别哭,孩子要紧。”
抢救室的门开了又关上,护士进出好几趟,都面无表情。
我坐在塑料椅子上,凳子冰凉,后背也冰凉,整个人像泡在冰水里。
走廊尽头的挂钟慢腾腾地走着,每一下嘀嗒都像锤子砸在我心口。
我把手机攥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屏幕一亮一亮。
通讯录翻到董杰的号码,停在上面。
他这会应该在湖南边界那边跑货,夜里开不了车,接到信也得明天下午才能赶回来。
我知道他在外面跑车也苦,大冬天蜷在驾驶室里,吃口热饭都不容易。可我还是拨了。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董杰的声音沙哑浑浊:“喂?慧芳?这么晚了,家里出啥事了?”
我不开口。一开口眼泪就往外涌,嗓子堵得发不出声。他急了,追问了好几遍,我才挤出一句:“兵兵发烧进医院了,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翻身下床的声音,窸窸窣窣:“在哪家医院?我这就往回赶。”
“你别开夜车,那山路太危险——”
“你别管了。”
电话挂了。我在冷冰冰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老周蹲在门口抽了大半夜的烟,烟头一亮一亮的,像坟地里的萤火虫。
天亮的时候,抢救室的门推开了,医生摘了口罩,说了一句我这辈子听过最好听的话:“退烧了。人缓过来了。”
我腿一软,扶着墙站住。
走进病房,兵兵躺在床上,胳膊上扎着点滴。小脸上退了些红,嘴唇还干着一层白皮。他睁着眼睛看我,嗓子哑哑地叫了一声:“妈……”
我坐在床边,握住他的小手指头,鼻头一酸。
上午十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是董安邦的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公爹不紧不慢的声音:“孩子咋样了?”
“住院了,高烧引发肺炎,医生说再晚点就——”
“行了行了,”他打断我,“在医院住两天就回来,别学着人家住院乱花钱。我跟你讲,这年头医院都是坑人的,进去容易出来难。大头都让人家捞了去,你自己要做个明白人。”
我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抖。那话就像一盆凉水兜头浇下来,浇得我浑身发寒。
公爹连孩子退烧了没有都没问,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意思:钱,别乱花。
下午又打来一个。
这回是董飞:“嫂子,你那事我听爸讲了。孩子病好了就赶紧回来吧,别在县城待着了。另外,你走的时候我家院门锁好了没?我那工具箱里有把电钻,你出门前去我那看看。”
电话挂断,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很久,最后把手机翻了过去,扣在桌上。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有些人跟我不是一家人。
兵兵住了六天院。
董杰傍晚赶到了医院,眼睛熬得通红,嘴唇干裂。
他看着病床上的儿子,在床边站了很久,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转头,看见我瘦了一圈的脸,把我拉到走廊里,低声问:“我弟呢?我爸呢?他们有没有来?”
我摇了摇头。
董杰的肩膀一下子就垮了。他靠着墙,头低垂着,指节攥得发白:“我明天回去跟他们说。”
04
兵兵出院回村那天,我没想到董杰真的跟董安邦翻了脸。
他进门就把行李摔在堂屋地上,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爸,慧芳抱着孩子挨家挨户敲门的时候,你们在哪儿?”
董安邦坐在太师椅上,眼皮都没抬一下:“志远不在家,我一个老的,他弟弟又没成家,怎么管你那边的事?再说了,孩子都好端端回来了,还提那些旧账做啥?”
“好端端?”董杰的声音抖了一下,“医生说再晚送半个小时,烧成脑膜炎,孩子这辈子就毁了。”
董安邦腾地站起来,把茶杯往桌上一蹾:“你这是在跟谁说话?我白养你这么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一个外姓的媳妇,就把你亲爹丢到后脑勺了?”
“慧芳是外姓人,那你孙子也是外姓人?”董杰牙关咬得咯嘣响。
“行了,甭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董安邦挥了挥手,干脆亮出了底牌,“既然你觉得我这个当爹的亏待了你们一家子,那就分家。老屋这大院子留给董飞娶媳妇,他在跟前能照应我。你带着你老婆孩子另过去。”
董杰盯着他爹看了半晌:“分家,行。那家里的钱怎么算?”
董安邦眼皮都没动一下:“家里的积蓄都给董飞了。他这两年在外面跑生意欠了人一些钱,我帮他填上了。你们当哥的,总不能眼看着他被人追债吧。”
“积蓄全给董飞了?”
“对,全给他了。”董安邦回身从柜顶上拿下一只铁盒子,从中抽出薄薄一沓钞票,撂在桌上,“这三千,算是你们那一份。外头那间旧仓房也归你们,拾掇拾掇能住人。”
董杰站在堂屋里,忽然笑了。那笑比哭还难看。他没有接那沓钱,转身拽着我就走。
我挣开他的手,走回桌前,当着董安邦的面把钱收起来揣进口袋。
董杰回头看我,我轻声说:“该拿的,为什么不要。”
当天下午我们就搬进了村西头那间旧仓房。
房子不大,墙皮剥落了大半,屋角挂着一片片潮斑。
董杰找了些石灰兑水刷了一遍,又在墙根底下垒了个灶台。
我从娘家带来的旧箱子里翻出一床干净的褥子铺好,兵兵倒很欢喜,在屋子中间跑来跑去,指着墙上一张残留的旧年画拍手。
那天晚上董杰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我端了碗热水在他身边蹲下,他没接,声音闷闷地说了一句:“慧芳,我对不起你。”
我什么也没说,把碗放在他手边,转身进屋去了。
那晚夜深的时候,我又听见他在门槛上坐着,没抽烟,只是听着里屋兵兵均匀的呼吸声。
过了许久,他起身进屋,在我身边躺下。
好一会儿才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那三年里,董杰起早贪黑地跑车,给县城的物流公司拉货。
他拼命地攒钱,说再干两年,就在镇上租个门面,让我和兵兵不用再跟着他过这种搬来搬去的日子。
第三年开春,他和董飞合伙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董飞出了六千,董杰掏了一万二。车子因为董杰没有本地户口,登记在了董飞名下。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不踏实,跟董杰提过一回。他笑笑说:“亲兄弟,还能坑我不成?”
他最后一次出发前,在院子里蹲着替兵兵系鞋带。兵兵搂着他的脖子问:“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董杰想了想:“等爸爸跑完这一趟,回来就带你去镇上赶集。”
那天下午,他往驾驶室里放了一包干粮和一个军用水壶,发动车子,在院门口回头朝我们挥了挥手。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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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出事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在早餐摊上收桌子的时候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说是交警,问清楚我的名字后沉默了一下,然后说:董杰在省道往南那段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当场就不行了。
我后来不太记得那段时间是怎么过的。
好像有人把我拉上车,又有人把我领到什么地方。
我看见董杰躺在那里,面目模糊,浑身冰凉。
他的那辆货车车头撞得变了形,摊在路沟里,像一团揉烂的废纸。
董飞是第二天才出现的。他在现场转了一圈,没忙着看哥哥的遗体,先找交警把驾驶室的证件和车辆手续要了过去。第三天他就去了保险公司。
后来我才知道,那辆车的保险受益人,填的是董飞的名字。
董杰出事前买过一份小额人身意外险,保额八万。那张保单的受益人也写着董飞。
我去找董飞理论。
他坐在老屋堂屋里喝着茶,不急不慢地说:“嫂子,这车在我名下,保险肯定写我啊。至于董杰那份意外险,那是一起买车的时候我替他挑的,他当时也没意见。你看,法律上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也没法子。”
董安邦坐在太师椅上,眼皮耷拉着,从头到尾没替我说一句话。
一直到董飞起身走出去了,他才抬头看了我一眼,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里是五千块钱,拿着回去好好把孩子带大。董飞的生意也不好做,他在外面也有人情要打发,你就别跟他争了。”
我看着那五千块钱,又看看那个坐在太师椅里的老人,一句话都问不出口。
董飞在外面欠了一些赌债,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
董安邦帮他填了一回又一回,最后还是把老本都搭了进去。
如今小儿子拿了这笔钱,把这个家最后的体面都撕干净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件很多人说我傻的事。
我请村里的老支书做见证,在村委会办公室写了一份协议:董家在董杰后事期间支付的五千元,算作一次性补偿。
从今往后,董家老宅及名下一切财产与我及我儿子无关,我和兵兵也不再承担对董安邦的赡养义务。
董安邦在那张协议上摁了手印。他摁完之后慢悠悠地补了一句:“写不写都一样,你一个女人家带个孩子能跑到哪里去。”
我带着兵兵离开的那个早上,天还没亮透。
我在仓房门口站了一会儿,从那堆旧物里捡起一张董杰小时候骑在他爸脖子上拍的旧照片,照片边缘已经发黄卷角。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董杰少时不规整的字:我六岁,爹带我去镇上赶集。
我把那张照片放进贴身的衣兜里,背着一个包袱,牵着兵兵,沿着村路往外走。
走到村口那座石桥时,兵兵忽然停下,回过头远远地看了一眼那个灰蒙蒙的村庄。
风把他细细的头发吹起来,他安静地望了一会儿,问:“妈,我们以后还能回来吗?”
我握紧了他的小手:“走吧。”
那一年,兵兵六岁。
06
我再回到这个县城的时候,是十六年之后。
十六年,早饭摊子从一辆三轮车变成了一间小门面,又从小门面变成了两间通开的铺子。
我学会了蒸包子、炸油条、磨豆浆,手指上全是烫伤和常年泡水的茧子。
兵兵争气,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在前列,高考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走了那条他爸没能走完的路。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跟董家有什么牵扯。
那是暑夏的一天傍晚,天上压着厚厚的雷雨云,闷得人喘不上气。
我刚收了摊,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是村里老支书的声音。
“慧芳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公爹,董安邦,今天中午村口桥头摔了一跤,送县医院急救,查出来是脑梗。人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但半边身子瘫了,话也说不利索。”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那头老支书等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董飞那小子,前些日子偷了他爹藏起来的存折和老屋地契,跑人了,到现在都找不着。安邦家里没人照料,你看……你是不是回来一趟?”
我终于开口:“他是董飞的爹,轮不到我管。”
老支书叹了口长气:“我知道当年是他们家做得不对。可如今人都瘫了,你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村里已经在凑钱请护工了,可他那情况,到底还是得有个贴心的,端屎端尿擦身子换衣服,外人哪有个细心?”
我说:“叔,你找别人吧。”
挂了电话,我在店门口站了很久。
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梧桐叶,叶尖刮着水泥地,发出刺耳的声响。
我回到里屋,翻出那把旧剪刀,收拾了几根菜,坐在案板前择。
手机又响了。隔了十几秒,停了。再隔一会儿,又响。
前前后后打了七八个,我一个没接。
第三天下午,老支书又打来,我深吸一口气接起来。
他的语速很快:“安邦托护士给我捎句话,说他那个仓房里……不对,说是他屋子东墙的墙缝里,有一封信,是当年董杰留下的。他让一句一句地传给你,说你要是不来,那信就让老鼠啃了。”
我的手抖了一下。
“你听听就好,来不来随你。”老支书说完这句话就挂了。
当夜我没睡。
我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县城稀稀落落的灯火发了半夜呆。
第二天一早,我给店里的帮工交代了一下,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坐了早班车回那个村。
村口那座石桥还在,桥面补过几道水泥,桥下的水已经干了大半。
我穿过村路,在许多人躲闪的目光里一路走到董家老院。
老远就闻见一股异味,酸臭味混着尿臊味,顺着门缝飘出来。
我在门口站了十几秒,推开那扇半掩的木门,进了里屋。
屋里光线黯淡,老人蜷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下巴塌了,腮帮子凹下去,眼窝深深地凹陷,眼角挂着一滴浑浊的泪。
床头小桌上放着一只铁盒子,锈迹斑斑。
他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把那铁盒子往我的方向推了推。
我从铁盒里拿出一封信。
信纸泛黄发脆,折痕处已经磨得起了毛边。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几个字:“吾妻慧芳亲启”。那字迹歪歪扭扭,一笔一画写得用力,是董杰的笔迹。
我拆开信,站在那张病床前,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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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信纸很薄,灯光从窗外照进来能透过去。
董杰没读过多少书,写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还涂改过。
我认识的字里,有一半是他跑车途中在驾驶室里趴在方向盘上写出来的。
“……慧芳,这一趟从北边回来,过了襄阳加了个油,路上雪停了。天气还冷,车里没歇脚的地儿,我穿着你的棉背心,暖和。想跟你说,等我把这趟活跑完,换了钱,就把咱爸还给董飞的那个老宅再赎回来。那宅子本来就该留给咱们家兵兵,他姓董。”
“老周那五百块钱今年杀猪的时候还上了,还有隔壁村老张媳妇借咱家的三百块,明年开春还她。账也差不多快还清了。等还清了账,我想在县城租个小门面,你来卖早点,娃在旁边写作业。我在门口支个摊子修车补胎,凑合着也能过日子。”
“你别怨爸了。他年纪大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这些年没在跟前尽过孝,他偏心他弟弟,我也没心思计较。等我们把眼前的日子过起来,再回去看看他。他要是不愿意见我,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就走……”
信的最后几行字迹变得潦草起来:“……我在这世上没存下什么来,就存了一个你,一个兵兵。你们好好的,我在外头跑再远心里都觉得踏实。”
“要是哪天我不在了,你带着兵兵,一定要好好的。”
我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塞进贴身的口袋。
整个动作做得很平稳,没有一声抽泣,连胳膊都没有颤。
站在病床前,董安邦蜷在那儿,浑浊的眼珠跟着我的动作转了转,嘴唇艰难地蠕动着,含含混混地挤出几个字,像是“……他从小就懂事的……”
我没接话,转身走出了那间屋子。
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来来往往的人推着轮椅、提着药袋从我面前经过,有家属低着头抹眼泪,有孩子在哭闹。
我就坐在那里,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近前来又远去。
过了很久,我站起来,去住院部收费窗口交了三千块钱押金。
交完钱我没有再回病房,直接出了医院大门。
当晚回了县城的铺子,帮工已经下班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里屋的床上,把那封信掏出来,摊在膝盖上,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看完一遍又看一遍。
灯熄了很久,我还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店门刚开,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柜台,说:“老板娘,你是董家那个家属吧?我是你们村隔壁的,我爸跟你公公住一个病房。老头今天一早就念叨你名字,话说不清楚,护工听不懂他急得直砸床。你看你是不是再去一趟?”
我低头揉面,没应他这句话。但那天下午,我还是去了。
到了医院,我没有直接进病房。
在住院部楼下花坛边上坐了半个钟头,才上了楼。
护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女人,见我来了,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大妹子你可来了,你陪他说会话吧,他一个人整天望着窗外,就念叨一个名字。”
我站在病房门口朝里看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