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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约两周的中国之行,让美国政治评论员哈桑·皮克尔重新谈起中美关系、美国社会困境和年轻人的政治选择。
哈桑在北京感受到公共秩序和安全管理的存在,在上海看到国际化城市的成熟面貌,在成都参观熊猫保护设施,在重庆被复杂地形、桥梁和高楼构成的城市景观吸引。
一路上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国内旅游人流,构成了他对中国最直接的判断。他也承认不同城市不能被压缩成同一种体验:北京更严肃,上海更全球化,重庆和成都更能让外来者感受到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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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桑并没有把中国描绘成没有问题的社会。他关注的是,美国人长期接受的“中国只是威胁”的框架,无法解释中国城市发展、产业能力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在哈桑看来,美国的衰落感并不只来自国际排名,更来自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二战后的工业优势、金融扩张和全球化分工曾经支撑美国繁荣,但产业外移和资本投机也让许多社区失去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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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面对住房、退休、医疗和家庭收入压力,越来越难相信传统的中产阶层道路还会自然恢复。左翼经济理念重新受到关注,背后首先是生活经验,而非某种抽象口号。
谈到纽约市长佐赫兰·曼达尼,哈桑肯定其把民主社会主义与公共治理联系起来的努力。曼达尼已于2026年1月1日宣誓就职,围绕住房、公共服务和城市管理展开政治实践。
哈桑更看重的并不是照搬中国制度,而是借鉴公共部门的执行能力、长期规划和治理竞争,再结合美国自身条件进行调整。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政府能否让普通人重新相信公共权力可以解决现实问题。
哈桑把美国当前困境归因于联邦机构裁员、放松监管、海外军事行动和政治极化。他尤其担心人工智能被单纯包装成对华竞争工具,却没有同步建立保护就业和分配收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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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更容易把人工智能与公共发展联系起来,美国社会却更担心技术先替代工作,再把风险转嫁给个人。这是一种政治判断,但它抓住了美国争论的焦点:技术进步究竟服务多数人,还是只扩大资本收益。
对于2028年,他提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可能成为左翼候选人之一,但也承认目前没有确定答案。至于个人参政,他明确表示暂时没有竞选公职的打算,更愿意利用传播影响力支持多场地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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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共交通、城市建设和长期规划值得观察,美国的制度传统、创新能力和社会活力也不能被简单否定。
真正有价值的比较,不是把两个国家包装成绝对的好与坏,而是看哪种政策能改善住房、就业、医疗和教育,哪种政策又会把成本推给普通家庭。哈桑的中国之行,最终把问题带回美国自身:未来不会自动到来,方向需要靠治理和选择共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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