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选毛主席进常委，唯一激烈反对的是谁？

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在一座呈现中西合璧样式的二层小楼里面，有一场对中国革命命运起到决定作用的秘密会议正在举行。在窗外所处的是有着凛冽寒风的冬夜，在窗内有着20位脸上神色显得凝重的共产党人。

他们刚刚经历了从长征开始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损失情况——也就是湘江一役，中央红军的人数从八万这个数量急剧减少到三万这个数目。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让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认识：要是再不做出改变，这支队伍就没办法继续走下去了。

在持续三天时间的会议过程中，参会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在作主报告的时候用尽办法为“左”倾冒险主义方面的错误进行辩解。

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把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承担起来。而毛泽东在发言的时候最为尖锐——他直接且明确地指出，博古所做的报告“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的，是在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并且把“三人团”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归纳成三个阶段情形：进攻时候的冒险主义、防御时候的保守主义、退却时候的逃跑主义。

会议到最后进行表决，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职务。在20位参加会议的人员当中，有17人投下了赞成票，有3人投下了反对票。这三个人究竟是谁呢？

第一个人：博古（秦邦宪）

博古，是当时仅仅27岁年纪的中共中央地位最高的负责人。他是留学苏联的学生出身背景，是由共产国际直接进行任命的，没有从事农村工作的相关经验，更加不懂得军事方面的事情。

第五次反“围剿”出现的失败和湘江战役遭遇的惨败情况，都和他错误的指挥行动直接存在关联。陈云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传达提纲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内容：“博古同志没有做到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为被批评以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力的特定对象，博古投下反对票是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

第二个人：李德（A·布劳恩）

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人员，当时是“三人团”里面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员之一。他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却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力。在会议进行期间，“A（也就是李德）同志完全坚定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意见”。

毛泽东后来用“只知道在纸面上谈论用兵打仗之事”来形容李德——这正是对他脱离实际情况、照着苏联经验去做进行的精准概括。作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李德投下反对票也是在情理可以说得通的范围之内的。

第三个人：凯丰（何克全）

和前面两个人不一样的是，凯丰既不是地位最高的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方面的人员。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也是留学苏联出身，和博古、王明等这些人关系比较密切，属于被称作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群体。

在会议开始之前他就多次找聂荣臻进行交谈，要聂在会议上支持博古。在会议进行的时候他更是公开发起责难，指责毛泽东“哪里懂得军事方面的事情？哪里懂得马列主义相关内容？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这本书，翻翻《水浒传》以及《三国演义》这两本书”。

这句话让毛泽东记了好几十年时间。在1962年，毛泽东在会见国外宾客的时候还提起这件事情：“遵义会议那个时候，凯丰说我指挥打仗的方法不够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指挥打仗的……

实际上，指挥打仗这件事情，怎么能照着书本去打呢？那个时候，这两本书，我只看过其中一本——《三国演义》。另外一本《孙子兵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过。”

在遵义会议把毛泽东进行增选使其成为常委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共有五个人存在，他们分别是：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毛泽东。与此同时，会议做出决定，要把“三人团”取消掉，让朱德和周恩来来承担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并且让周恩来成为“做下最后决心的负责的人”。

过了一个月之后，张闻天代替博古承担起了总的责任。虽然毛泽东只是以“增选”的方式成为常委的，但从这时候开始，他就进入到了党中央的最高决策这个层面当中。

在此之后，在长征的路途上，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慢慢地展现出来了——像土城战役、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这些战役，每一次到了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所做出的判断都被证明是正确无误的。

在1935年3月的时候，中央在苟坝会议之上成立了一个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合而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就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领导核心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这么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朝着全党核心这个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而后续所发生的实践则一步一步地让这一地位得到了巩固。

有那三位投了反对票的人，在后来他们各自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博古在把权力交出去之后，慢慢地认识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特别是在长征的后期以及到达陕北之后，他通过开展学习以及进行反思，开始对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产生了理解。

在延安整风那段时期，博古认认真真地做了自我批评，后来长时间从事新闻宣传方面的工作，担任过《解放日报》的社长、新华通讯社的社长等职务，为党的文化事业做出过贡献，在1946年的时候因为飞机失事而遇难。

李德跟随红军把长征的整个过程走完了，到达陕北之后主要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军事教员，去传授军事理论方面的知识，后来在1939年回到了苏联，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面对遵义会议进行了一些反思，承认自己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少了解。

凯丰则是这三个人当中转变速度最快、转变程度最彻底的一个人。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就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完全转变了自己的立场，公开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在后来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活动当中，凯丰始终站在正确路线的这一边，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局面。

这些事实显示出，当初的三张反对票并不是像铁板一样坚固不可改变的，它们更多地是特定历史条件之下个人认知存在局限性的一种产物，而时间和真理最终对每一个人都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有三张反对票，涉及三个人，这三个人有着三种不同的身份——其中一个是被取代掉的最高负责人，一个是被剥夺了指挥权的军事顾问，一个是站错了队伍的教条主义者。 然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来不会因为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而发生改变。

遵义会议被大家普遍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处于生死攸关状况的一个转折点，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17张赞成票所代表的是全党对于正确军事路线以及领导核心的急切的呼唤，而3张反对票，只不过是被历史的洪流冲刷掉的几颗沙石而已。

真理可能会来得晚一些，但永远不会不出现——当一支队伍依靠自己的双脚走出了绝境，用鲜血换来了教训，那么它所选择的领路的人，必然是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