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们专栏的作者彪老师说,想写写朱自清的《春》。作为专栏编辑,我觉得眼前一亮,我想到的是,《春》是一篇标准的写景散文,书写风景,这种看似很自然的写作,在今天其实变得非常不容易。相比于围绕一些议题进行论证、表达观点,细腻而真实的感受,可能是这个数字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了。
不过,作为教学一线的语文老师,彪老师眼中的这篇文章,有更加特别的意义:它往往是初中生学习的第一篇语文课文。
每年九月,北方已经有了一点秋意,新学期的语文书翻开,七年级第一课却是朱自清的《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这个时候,学生们读起来可能都觉得有种幽默的错位感。
在刚刚进入初中的第一堂语文课上,听老师讲《春》,这可能是很多人学生时代的记忆。最近,彪老师恰好迎来了新学期,和往年一样,《春》讲起来,总是让她犯难。因为老师们对这篇文章已经熟到几乎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课堂程序:盼春、绘春、颂春;春草图、春花图、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再找一找比喻、拟人、排比。彪老师说,自己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么讲,如今再这样讲给学生,对刚进初中的孩子们来说,这样的“开学第一课”,似乎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果然,带着学生读完全文,彪老师问学生:“如果用一个词概括,你觉得这是一篇怎样的文章?”有学生说“优美”,有学生说“生机勃勃”。这时一个学生故意打着哈欠回答:“无聊!看困了!”
其他同学一脸震惊地回头看看他——这种下意识的反应,可能说明那位同学道出了其他孩子们没好意思说出口的真实的阅读感受。那么,一篇学生未必天然喜欢、教师也很容易讲得疲惫的文章,为什么会在一代代语文教材中留下来?到了统编教材,它甚至被放在七年级上册第一课,成为许多孩子进入中学后遇到的第一篇现代散文。那么问题来了:
朱自清的《春》是最好的写景散文吗?
为什么朱自清自选文集出版时却漏掉了《春》?
这篇文章最初是怎样写出来的?
在历代教科书中,它一直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吗?
带着这些困惑,彪老师写了今天这篇文章。
撰文 | 彪老师
什么?
《春》居然是一篇“预制”经典?
我们通常以为,课文的产生顺序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先在文学史上获得声誉,成为公认的名篇,后来才被教材编者选中,进入一代代学生的课堂。朱自清自己的《背影》《荷塘月色》,大体就属于这一类。20世纪30年代初,朱自清已经是中学国文教材中的热门作者,《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作品都曾被不同教材选用。
但《春》的路径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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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背影》
作者: 朱自清
版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1933年2月21日,朱自清在日记里只留下了几个字:“成《春》一文。”第二天,他便将稿子寄给俞平伯等人请他们“鉴定”。到了当年7月,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出现,却不是在文学杂志或报刊上,而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第一册中。这套教材的目录专门注明,课题左上角标有“*”号的,是“特约撰述之作品”,《春》正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春》几乎可以算是一篇“预制”经典。当然,1933年的朱自清和教材编者不可能预先知道它日后会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这里所谓“预制”,是说《春》在成为文学经典之前,首先就是按照“课文”的要求被设计出来的。与朱自清其他几篇“先成为作品,再成为课文”的文章不同,《春》是“先成为课文,后来才成为经典”。
这也提醒我们,今天阅读《春》时,不能完全把它当作《荷塘月色》那样的文学作品来看。它从诞生之初,就面对着一个非常具体的读者群——初中生。
一篇专门为初中一年级学生量身定做的文章,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1933年《初中国文读本》的“编例”说得相当清楚。这套教材既要“顾到文学本身”,又要注重“民族精神之陶冶、现代文化之理解”;特约作者撰写的文章,要“按初中学生程度”,做到“既富兴味、又有内容”。考虑到第一册还要和小学衔接,选文尤其强调“平易条达、篇幅较短”;同时又主张多采用积极发扬的作品,不选过于感伤沉郁、可能“沮丧青年精神”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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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剧照。
再回头看《春》,就会发现它几乎处处符合这些要求。
它写的不是复杂的社会事件,也不是需要“知人论世”才能理解的个人经验,而是每个孩子都见过的春天;全文篇幅不长,结构极其清楚;语言明快,句子短促,修辞手法鲜明,读起来朗朗上口;文章整体的情绪也是向上、明亮的,最后落在“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在主动降低理解门槛,把文章的结构、描写和语言方法尽可能清楚地呈现在初学者面前。
不过,《春》所回应的还不只是一个“怎样给初中生写课文”的问题。它的诞生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现代白话文究竟应该怎样成为学生真正能够使用的书面语言。
白话文运动之后,“用白话写文章”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基本原则。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此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学生当然可以用白话说话,那么他们怎样用白话叙事、描写、说理、表达感情?日常说话的语言,又怎样变成一种准确、有层次、有表现力的现代书面语?
1932年颁布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便明确提出,要使学生“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与此同时,又要求学生通过本国语言文字了解“固有文化”。这两个目标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一方面,要进入现代白话文的时代;另一方面,又不能切断中国人原有的文化经验。
《春》恰恰站在这两个要求的交叉点上。
“春”本来就是中国文学中最古老、最常见的题材之一。草长莺飞、花木萌发、春雨润物,这些经验在古典诗文里已经被书写了上千年。但朱自清没有用古雅的文言重新写一次“春”,而是用一种非常现代,甚至相当口语化的语言去重新组织这些传统经验。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开头第一句就是口语化的表达,像孩子直白的盼望。后面写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写花“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写春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全是非常鲜活、日常的感受,把古典诗词里“春风送暖”“乱花渐欲迷人眼”这类凝练的意境,转化成了每个初中生都能直接感知、可以模仿学习的白话文写法。
在胡适的设想中,白话最终应当成为全国人都能够用来说话、读书和作文的语言。从这个角度再看《春》,它那些看起来过分整齐的结构、密集的修辞、活泼的口语和清晰的描写层次,就有了另一重意义。《春》实际上回应的问题是:
当白话文真正进入学校以后,孩子们究竟可以怎样用这种新的书面语言去观察世界、描写世界,并表达自己的感受?
而这也让《春》后来的一段遭遇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这样一篇专门为课本“量身定做”的文章,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而没有成为教材最青睐的那篇朱自清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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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剧照。
《春》曾经被教材冷落,
为什么能“翻红”?
首先,朱自清自己似乎就没有把《春》当作自己的“代表作”。朱自清生前曾多次编选、出版自己的散文集,《背影》《你我》《旅欧杂记》《语文影》等都由此问世,但《春》始终没有被他收入这些集子。朱自清去世后,早期几种朱自清选集、文集的编选者也没有把《春》列为重要篇目;季镇淮编写朱自清年谱时,甚至一度没有提到它。
再看当时的教材,情况也很有意思。
20世纪30年代的中学国文教材其实相当重视写景文章,也并不缺少关于“春天”的选文。比如《朱氏初中国文》专门设置过“描写欢迎春临的情况”“描写春的景色”“描写春天的花木”等单元,收入陈淑章《春》、郭沫若《晴朝》、刘大白《桃花几瓣》等作品;后来还有教材选入丰子恺《从梅花说到美》、爱罗先珂《春天与其力量》等文章,却偏偏没有收入朱自清的《春》。1935年的南开中学教材明明收入了朱自清的《绿》《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仍然没有选择《春》。
也就是说,今天几乎已经和“春天”这个题目绑定在一起的朱自清《春》,在当时并没有轻松“打赢”其他写春文章;甚至在朱自清自己的作品中,它也未必是教材编者最先想到的那一篇。
新中国成立以后,《春》也并非立即成为稳定篇目。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春》逐渐稳定地出现在中学教材中;20世纪90年代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继续收入,新世纪“一纲多本”时期,人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苏教版等多种教材又都选择了它。到了今天的统编教材,《春》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被放在七年级上册第一课。
一篇曾经没有被朱自清本人收入散文集,也并未在早期教材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文章,为什么最终“翻红”了?
这里当然有教材制度、教育普及和历史机遇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确太“好用”了。也许从文学的角度,《春》的匠气太重,一度被编者们忽视。但人们最终意识到,《春》的宝贵之处,恰恰在于作者愿意把文章的机关显露出来,让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现代书面表达的孩子看得见结构,看得见观察,看得见语言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文章。
那么,今天我们重新走进课堂时,最值得教给学生的,又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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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四月物语》剧照。
今天,
我们还该怎么教《春》?
知道了《春》原本就是一篇为初中生写的课文,再回头看它今天在教材中的位置,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呼应。
统编本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除了朱自清的《春》,还有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刘湛秋的《雨的四季》,以及几首古代诗歌。它们都在写自然景物,却并不是在教学生同一种写法。
《济南的冬天》描写和赞美一个地方在一个季节里的独特风貌;《雨的四季》不限于一时一地,描写四季多彩的雨景;四首古诗则通过江河湖海等不同的景象表达真挚热烈的情感。相比之下,《春》显得格外“初学者友好”:它把写景这件事的基本路径几乎都摊开给学生看——写什么,按什么顺序写,怎样从视觉写到听觉、嗅觉、触觉,怎样让一个景物和周围的事物发生关系,又怎样让景物最终承载情绪。也许正因为如此,《春》应当承担的任务是给刚进入中学的孩子搭一副观察与书写的脚手架。
所以这一次开始这个单元之前,我先问学生:你们自己写景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对景物本身不够了解,只会概括,没有细节。
不新奇,很乏味,不细致,特点不突出。
优美但无趣。
不知道怎样过渡到另一个景物。
不会借景色抒发情感。
不是真情实感。
联系不上和自己有关的事。
让人欣慰的是,学生对自己写作的问题认识非常到位。也许在课文讲读的过程中,学生可以看看朱自清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这些问题会被解决一点点。
回到一开始学生的那句关于这篇文章太“无聊”的抱怨,我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给学生抛出了另一个问题:《春》里有什么?
我要求教室里每个人都要说一个在这篇文章里出现的事物,开火车接龙,不许重复。于是气氛突然热烈起来,小朋友们很兴奋紧张地快速翻动着文章。每听到一个答案,我都会把它们写在黑板上。草、花、树、蜜蜂、蝴蝶、鸟、泥土、风、雨、树叶、灯光、石桥、农夫、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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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老师供图。
终于,我们把《春》里出现的事物写了一黑板。然后呢?我问学生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事物里,哪些是你们平时写春天会写到的?学生纷纷举手发言,于是我又把他们提到的事物圈了出来。我们会发现,朱自清关注到的事物,比我们丰富得多。虽然他真正重点写的,也不过就是花、草、风、雨这些最普通的事物。但他在写花草风雨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群演”,他不是在描绘某个具体的事物,他在描绘某种氛围中的事物。
何为“描绘某种氛围中的事物”?
朱自清自然是从“雨”开始写起,但写着写着,他的目光似乎就发生了变化: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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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四月物语》剧照。
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
傍晚的灯光、小路、石桥、撑伞的人、田里的农夫,最后落到“在雨里静默着”的房屋。我故意问学生:“这不是写雨吗?后面为什么突然写灯光、石桥、房子?是不是跑题了?”
有学生慢慢意识到: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直接写雨,却都被雨改变了。正是因为有雨,这个世界才变得安静。
在另一个班里,一开始没人回答,我就换了一个问题:“如果这是夏天的暴雨,还能这么写吗?”学生立刻回答:“不能,因为夏天的雨猛烈、急促,整个世界的样子也会不一样。”于是孩子们开始明白,朱自清真正写的不是孤零零的一场雨,而是一个笼罩在春雨里的世界。“春雨”就像一层滤镜,给原有的世界加上了灰蒙蒙的一层,于是世界就慢下来了,安静下来了。
征集学生写景困惑的时候,有学生说觉得自己写的景色单独看每个句子都挺美的,但是放在一起就显得特别无聊,很平淡。
学生能意识到自己华丽辞藻中的平庸和辞藻之下情感的干瘪平淡,非常难得。朱自清的这篇《春》从情感表达上无法与《荷塘月色》《背影》这样有明显个人生命体验的文章相提并论,但绝不是一篇缺少情感变化的精致美文。可如果你问学生,能不能感受到作者情绪的变化,学生只能沉默。于是我换了一个问法来引导学生体会这种微妙的变化:
你觉得这篇文章哪里需要语速轻快,哪里需要语速放慢?
于是学生很快就会回答,写春草、春花时,文章明亮、热闹,句子也轻快,可以读得活泼一些;到了春雨一段,“一点点黄晕的光”“撑着伞慢慢走着的人”“房屋在雨里静默着”,整个节奏忽然慢下来,要读得舒缓;最后三个比喻又重新向上推进,从“刚落地的娃娃”到“小姑娘”,再到“健壮的青年”,文章重新获得一种昂扬的力量,要读得坚定。
初一的孩子未必已经会说“抒情节奏”或者“情绪曲线”,但他们其实能够听见文章的速度。这也让我重新理解所谓“有序描写”。它不只是空间上的从近到远、从上到下,也不只是春草写完再写春花。一篇文章还有自己的呼吸。
当然,《春》并不是写景作文唯一的答案。在之后的语文学习中,学生还会遇到完全不同的写法。比如汪曾祺的《昆明的雨》,几乎没有长篇正面描写“雨”本身,却始终让人感觉自己身处潮润的昆明雨季。
成熟的写作者往往会把方法藏起来,而专为初中生“量身定做”的《春》恰恰把很多方法“显”在表面。它告诉孩子们:写景是有方法的。你可以把目光停留得久一点,可以让景物彼此发生关系,也可以让文章随着自己的感受快起来、慢下来。等学生越来越会写,当然也不必永远按照“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的方式组织文章。
九十多年前,《春》第一次作为一篇为中学生定制的课文出现时,面对的就是一群正在学习怎样用现代汉语观察和表达世界的年轻读者。九十多年后的课堂里,学生提出的那些关于写景文的困惑,依然能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答案。我们从这篇熟悉得近乎陈旧的文章里重新发现:写作,首先是认真地看这个世界,然后想办法把自己看见的、感受到的东西,有次序、有节奏地讲给别人听。
作者/彪老师
编辑/刘亚光 张婷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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