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I省事，结果差点翻车”，某县干部用AI写材料，四个案例中两个张冠李戴，两个凭空捏造

“上级领导曾让我写一个关于当地某行业的情况反映，以便制定出台相关办法。我用AI工具列举了四方面的问题表现，让它给我匹配四个发生在当地的真实案例。它很快给我匹配好了相关案例，数据、地名、当事人等都非常详细，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结果，差点捅出‘大篓子’。”近日，某县一名干部宋平向记者讲述自己使用AI工具的情景，他在提交这份材料前，为了保险起见，对AI匹配的案例进行了核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图片由AI辅助创作

“四个案例中，有两起是张冠李戴，把邻县前几年的旧闻安到了本地企业头上。另外两起是凭空捏造，企业名称和法人代表在工商系统查不到。”宋平表示，他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AI生成的内容全部推倒重来，逐字核对原始会议记录和执法案卷，“本来想用AI省事，结果差点‘翻车’。”

宋平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也反映出，基层个别干部对使用AI工具风险的认识还不到位。记者在多地调研采访时发现，有的干部对AI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AI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写作、情况汇报等严肃工作场景。更有个别干部，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过度依赖AI，但又忽略了AI可能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全新问题。

警惕助长庸政懒政作风

“那次经历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之后我用AI都会非常谨慎，再也不敢直接把AI生成的内容往材料里塞了。”宋平说，“AI在政务运用中有它的优势，比如大数据筛查、海量信息处理等，但它在政务中有适用的场景，也有不适用的场景，这个要拎得清。过度依赖AI，懒得调研、核实，其实也是庸政懒政。”

有媒体曾报道，个别基层存在这样的现象：有的干部使用AI撰写总结材料，通篇充斥“赋能”“迭代”等词语，实际内容空洞无物。还有部分基层单位在撰写工作总结、上报工作台账时，利用AI编造惠民服务项目数量、民生实事完成进度，上报数据与实际工作台账严重脱节，这类行为被明确列为“AI形式主义”新变种，相关单位被责令限期整改。

近日通报的一起滥用、乱用AI的案例，虽然也是用AI写假材料，但这个材料不一般，可能牵涉政务决策。民盟河南省委会通报了7月社情民意信息情况。其中提到，当前信息报送工作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比如，AI创作滥用且审核把关不严。一些稿件存在明显AI生成痕迹，受“AI幻觉”影响，稿件中案例、数据存在编造、不实问题，相关单位未严格核实内容真实性便直接报送，严重影响信息公信力与稿件质量。

AI工具或许能高效完成逻辑推演、文字润色，却无法拼凑出真正的社情民意。社情民意信息本来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给党委政府传递基层实情的重要渠道之一，不少民生政策的出台、实事项目的落地，靠这些一线的真情况作为参考。若是拿AI编的假案例、假数据往上报，过了审、递上去了，那就是拿算法生成的“伪民意”干扰真决策，后果远不是材料被打回来那么轻。

调研报告，也成了AI滥用的“重灾区”。某地的调研考察团还没出发，数千字的调研报告已经“完成”，看似洋洋洒洒、引经据典、数据详实，实则是AI代笔。新华网对此评论称，“滥用AI的本质，反映出的仍是工作作风不实、责任意识淡薄。再华丽的AI写作，也代替不了‘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手调研”。

“在使用AI方面，省市级层面相对更规范、有边界，而县级以下的基层，特别是乡镇，情况可能不大一样。”宋平有乡镇工作经历，也曾在省直机关挂职，他说，“省市级部门是巡视巡察的重点对象，公文质量、数据真实性是审查的关键指标之一。如果被发现材料中存在AI编造的虚假案例或数据，不仅会被通报批评，还可能被定性为‘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直接影响班子考核”。

“以前有的干部逢写材料必用AI，我也是AI的使用者之一。用AI写材料，确实让人少‘抠脑壳’了，但也让人养成了不良习惯，一离开AI工具，感觉啥都写不出来。”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随着基层减负的落实和监督力量持续向基层延伸，现在材料少了，要求实了，使用AI越来越容易出错。

“是庸政懒政导致AI被滥用，还是AI助长了庸政懒政？”对于这个问题，该乡镇干部说，“我觉得可能不是AI让人变懒，而是偷懒的人找到了趁手的工具”。

警惕公信力受损风险

政务服务中，特别是涉及公共事务应急处置、民生规划决策等方面，如果决策者仅靠AI输出的答案决策，可能给地方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

2025年5月，湖南省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干洞河村村干部赵某，使用AI生成《关于近期水华现象网络舆论的通知》，直接发到村民微信群。AI生成的通知出现严重错误，其中写着“对讨论多、覆盖面广、影响大的作品评论进行溯源，严重的直接拘留”，该表述不符合法律法规，引发村民恐慌和网络舆情。随后，乡纪委对赵某启动立案程序，公安部门依法开展调查。

有的基层干部工作时面临时间紧、任务重、专业力量不足的困境，同样倾向于向AI寻求“最优解”，容易被AI输出的“专业感”所迷惑。基层干部如果把AI生成的错误方案直接转化为公共决策，损失的将是财政资金、公共利益，乃至群众对政府的信任。

AI通常只是基于过往案例或者网络检索，给出笼统的答案，忽略了本地实际，因而其生成的方案在执行中可能水土不服。某地方媒体曾报道，某地干部用AI生成乡村振兴规划方案，因没有实地勘测，导致灌溉设施布局与地质条件严重不符，最终返工重来，贻误农时，造成公共财产损失。

某地干部向记者反映，曾有村干部用AI简化政策文件后发到群里，结果文件在简化过程中被AI“曲解”，补贴申领条件被遗漏、申请截止日期被错误推算，导致有的群众白跑一趟，要么错过申报窗口。

警惕泄密风险

某单位工作人员李某，在起草一份涉密方案时，在手机上下载了一款AI写作应用软件，并私自将该涉密方案的部分敏感内容输入AI写作工具生成文件。事发后，李某受到严肃处理。

近些年，偶有类似案例被公开通报。记者联系到某省涉密单位的干部，他向记者透露，单位内部有明确、严格的规定，严禁在处理公文、内部资料或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敏感信息时使用连接到互联网的AI工具。该干部表示，“涉密信息暴露在互联网后，不仅可能被AI作为训练数据留存，如果泄露给其他用户，还可能被黑客提取”。

在另一例公开通报的案例中，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小王为提升工作效率，未经安全评估及审批，直接尝试使用一款流行的开源AI工具分析一份内部文件。由于其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置访问密码，导致攻击者未经授权即可自由访问内部网络，最终敏感资料被境外IP非法访问、下载。此次事件导致内部涉密资料外流，损害了国家安全。

“我们分析过这些案例，大部分泄密事件都是因为责任人纪律意识淡薄。”杭州某数字科技企业高管倪材向记者介绍，“AI不能承担责任，罚它也没用，最终还是应该回归到用制度管人。”

据倪材介绍，其所在的公司做过几款AI政务产品，大都是供政府内部咨询服务，“因为一般不接互联网，搜不到资料，我们就把知识库本地化，让AI直接在知识库里搜，不用去网上搜。但是，也可以给比较安全的网站开白名单，白名单内的可搜索，不在白名单的不可搜索，这在技术上最大限度地杜绝了泄密的风险。人为判断、筛选，手动添加、维护，以保证AI工具的安全性，这就是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绝对不可少”。

“人的主体性和责任不能丢”

“从技术上来说，AI被广泛使用，确实提质增效，但确实也带来了一定风险。”倪材说，在政务AI的研发中，对AI的依赖程度较高，基本都是AI写代码了，公司统一购买各类大模型的token，研发按需使用。

“依靠AI，写代码效率提高了，人类检查代码、测试验证花的时间变多了，这是事情的两面。”倪材表示，“最重要的是，任何一项工作中，不管是研发还是使用AI工具，人都不能丧失主体性，需要认清AI只是起到辅助作用的工具，决策还是靠人。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技术赋能治理是大势所趋，但随着AI运用越来越广泛，有基层干部向记者透露了担忧，有的地方政务AI不顾当地实际跟风式打造，甚至将工作中AI使用率硬化为一项考核任务。政务AI的初衷，应是帮基层干部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如果本末倒置，为了追求“智能化”的政绩标签，而强行把使用AI变成考核的指挥棒，此举可能无助于治理效能提升，反而会让基层干部背上更多负担。

如今，除基层治理外，AI技术在一些特殊行业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比如，在基建领域，规划地铁和高铁时，AI可以快速处理遥感影像和地质雷达数据，识别潜在的断层、溶洞等不良地质体，还能在短时间内生成线路方案和备选方案。

“AI给出的只是线索或者方案，工程师必须到现场进行钻探、物探验证。”中铁某局一名工程师告诉记者，“地铁和高铁建设涉及巨额投资和公共安全，勘测选线的结果关乎工程安全、运营安全和沿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如果因数据错误导致选线失误，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所以，在施工环节，必须坚持实地勘探”。

有学者认为，AI做辅助、人工做兜底、规程做保障，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重大工程建设，同样应当成为公开政务领域使用AI的原则，“两者都是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公共决策的事务，最终的责任主体是人，而不应该是‘算法’。人的主体性和责任不能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来源：四川日报、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