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也”字不挑钩，纪晓岚让八个子侄同科中举

一块绢帛，长二米二，宽二十厘米，上面密密麻麻抄满了字。

米粒大小的蝇头小楷，一行一百一十字，挤在一块黄色绢布上。

这是古代一个考生的夹带，他把四书五经、帖诗、策问答案全抄了上去。

今天的人拿在手里得凑到眼前才看清。

可这还不算完。

海南某藏家手里有一卷三十二页的绫书，双面四栏，每页万余字。

一部中篇小说的体量抄在一块白绫上。

作者在自己觉得重要的地方用红笔点了点，考试时一眼就能扫到。

你想想，三十多万字。

一个考生考前要抄完这些，光是手腕就得肿半个月。

这东西叫夹带，就是小抄。

从唐朝起，科举考场上的作弊就没断过。

唐人的笔记里写，“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十个考生里三四个不是本人。

枪替，就是雇人代考，干这行的人叫枪手。

到了清代，枪手职业化了，甚至出现了专门承揽作弊业务的中介，叫私局。

据野史笔记记载，光绪年间浙江萧山县有个举人马星联，楷书写得好，名震一时。

有人找他代考，他说：“若肯费八百金者，包取第一。”

对方掏了钱，发榜果然第一。

马星联大宴宾客，在聚宝堂摆了数十桌。

喝到兴头上拍着桌子说：“诸公仅能包取耳，若我则包第一即不爽。”

隔壁包间坐着一个御史，听见这话第二天就参了一本。

马星联连夜逃跑，县令念他是得意门生，悄悄塞了一百两银子让他逃往南洋。

那年他二十一岁。

你算算，八百金包第一，这买卖比今天的中介狠多了。

比枪替更高明的，是飞鸽传书。

考生把信鸽带进考场，考题发下来绑在鸽子腿上放出去。

考场外的枪手接到题写好答案，鸽子再飞回去。

据《江南贡院》载，一个考生家里训练了一只鸽子，晚上飞进号舍。

考生把题绑上去带回家，家里请高手答卷再让鸽子送回。

家人怕抄漏了，还在纸条上做了标记。

这套流程，跟今天用手机拍题传出去找答案几乎一模一样。

作弊的招数多，反作弊的也跟着卷。

唐朝搞了搜身制和糊名制。

糊名是武则天发明的，把考生名字糊起来，防止考官认人给分。

宋朝又加了誊录——专人把试卷重新抄一遍再送阅卷，字迹和暗号全废了。

宋太宗还搞了锁院——考官接到任命当天就进贡院关门上锁，跟外界隔绝直到考完。

搜身更绝。

顺治规定入场必须细加搜检，谁敢私带片纸只字，先到考场前戴枷示众一个月。

乾隆更严：帽子不准双层，皮衣去掉面子，毡衣去掉里子，衫袍全是单层。

袜子单毡，鞋子薄底。笔杆镂空，砚台不能太厚，连糕饼都要切开检查。

入场时两个搜检人员同时搜一个，一门口搜一次，二门口再搜一次。

发展到后来，考生得脱光衣服洗澡。

清代连辫发都要解散检查，连肛门都不会放过。

一个读书人，为了考功名，得先被人从头到脚摸一遍。

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有考生发明了银盐变黑法：把衣服夹里用盐水密密麻麻写满字。

混进考场点蜡烛用火一烘，字就显出来了。

搜身查的是实物，查不出盐水。

还有人把八股文刻在鞋底夹层。

清代已经有了金属探测器，叫铁剑。

可架不住花样多，绑头发里的、塞蜡烛里的、藏馒头里的，防不胜防。

安徽某藏家手里有一件麻布坎肩，五十厘米宽、五十五厘米长。

写了六十二篇八股文，四万多字。

用的笔是鼠须笔，老鼠胡子做的，细到能在一粒米上写好几个字。

一块手帕大小的丝绢上能写数万字。

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册子印了数千字，每个字只有一毫米。

可这些东西再精巧，终究是工具。

作弊更高级的玩法，不用带任何东西进考场。

纪晓岚干过一票。

那年顺天府乡试，他老家一批子侄要考举人。

据传主考官来拜访，暗示可以帮忙。

纪晓岚说：“纪氏子侄们大都不成器，写个‘也’字连钩都不会挑，我断定他们不能题名。”

主考官听懂了。

纪晓岚转头写信回家：凡是今年赶考的，写“也”字一律不许挑钩。

乡试放榜，纪氏子弟同科中了八个举人。

整张试卷上万个字，只有一个“也”字不挑钩。

阅卷官一天看几百份卷子，谁能注意到？

唐代“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清代“考场作弊案以清为盛”。

一千三百年科举，作弊和反作弊较劲了一千三百年。

朝廷把考生的衣服扒光、笔杆镂空、糕饼切开、肛门都不放过，可作弊从来没断过。

你禁了夹带，他搞枪替；你查了枪替，他飞鸽传书；你把鸽子打下来，他直接在试卷上改一个“也”字。

那些两米多的绢帛、四万字的坎肩、刻了八股文的鞋垫，全都没能帮它们的主人考上功名。

它们变成了一千三百年后博物馆玻璃柜里的展品。

柜子里的夹带静悄悄的，玻璃反光里映着来看展的人。

制度从来防不住想作弊的人，它只能让作弊变得更贵、更险、更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