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让在场每个人都清楚，红军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此时，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却站出来，替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辩护。
会议争论十分激烈。凯丰对毛泽东的军事判断并不认同，甚至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是凭《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作战。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也成为凯丰政治生涯中最容易被人提起的一幕。
但把遵义会议简单理解成“凯丰嘲笑毛泽东”，并不准确。凯丰当时三十岁不到，长期在共青团和宣传系统工作，虽然参加过军事行动，却没有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他之所以坚持原有意见，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真实情况认识不足，也没有看清李德式指挥在中国战场上的严重问题。
湘江战役给红军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回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有八万六千余人，突破湘江封锁线后只剩三万余人。大量干部和战士牺牲，部队携带的辎重又拖慢了行军速度，原本准备长期转移的物资，在逃离根据地后反而成了沉重负担。
毛泽东此前提出过避开敌军主力、向贵州寻找战机的意见，但没有得到博古、李德的采纳。抵达遵义后，红军暂时摆脱追兵，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时间。会议由此召开，目的不是争论个人威望，而是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支队伍究竟该由谁、用什么办法带出困境。
凯丰的错误立场没有成为会议结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主要错误，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并对中央领导机构作出调整。凯丰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职务安排，但并没有被清除出革命队伍。
有意思的是，凯丰并未长期固守成见。红军转战云南扎西后，中央召开相关会议，他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方向。后来他回忆说，自己大约用了两个月，才逐步认识到此前判断的幼稚。这种转变，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在连续作战和现实结果中完成的。
红军第二次进入遵义前后，凯丰又被安排到红九军团工作。1935年，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主张北上。此时的凯丰已经站到毛泽东一边，支持北上方针。中央到达陕北后，他还参与起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文件，政治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毛泽东没有因遵义会议上的争论而弃用凯丰。抗日战争时期，凯丰先后在长江局、南方局负责宣传工作，向国统区传播抗日救国主张。1940年回到延安后，他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长期从事宣传和思想教育。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歌词便出自凯丰之手。歌词写成后，由作曲家吕骥谱曲，歌曲在抗大唱响，随后传到各个抗日根据地。一个曾在遵义会议上犯过路线判断错误的人，后来却成为党的宣传工作骨干，这种变化颇能说明当时干部使用的一条原则：看一个人，也看他能否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抗战胜利后，凯丰赴东北工作，担任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并参与创办《东北日报》。1952年，他出任沈阳市委书记。由于工作分歧等原因，后来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继续负责宣传事务。这里面有复杂的组织关系，也有地方工作中的现实矛盾，不能简单归结为“失宠”或“遭排挤”。
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工作损害了凯丰的身体。回到北京后，他逐渐进入半工半休状态。1955年3月23日，何克全在北京病逝，终年49岁。遵义会议上的那句争论，留在了历史记录中；而凯丰此后用二十年的实际行动，回答了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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