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春，延安，诺尔曼·白求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八路军医疗系统时，最先注意到的不是枪械，而是一间简陋的手术室。屋顶漏风，药品短缺，纱布还要清洗后重复使用。可让他意外的是，面对这样的条件，医护人员并没有束手无策。
白求恩出生于1890年3月4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1916年，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后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胸外科领域积累了较深造诣。西班牙内战期间，他还参与组织流动输血服务，知道现代战地医疗真正的难点在哪里。
1938年1月，白求恩带着加拿大、美国两国组成的医疗队离开温哥华，辗转来到中国。同年春天抵达延安后，他带来的药品、器械很快被分发到前线。有人以为这位外国医生只是来“送东西”的，白求恩却说，东西总会用完，真正要留下的是方法和能够接班的人。
他很快发现，八路军的困难不只在于缺医少药，更在于战场不断移动。伤员刚被抬下火线，日军的搜索就可能逼近；固定医院难以长期存在，医生必须跟着部队转移。于是，白求恩把注意力放在了急救、消毒、运输和现场手术上。
他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时，遇见了殷希彭。此人并非临时学医的基层卫生员，而是受过系统医学教育的病理学专家，曾赴日本庆应大学深造，回国后任教于河北省立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他没有留在沦陷区谋求安稳生活，而是进入根据地，把专业知识带到战地。
这次相遇，对白求恩的冲击很大。外界常把八路军称作“土八路”，仿佛这支部队只有土枪土炮和简陋办法。可在殷希彭身上，白求恩看到的是完整的医学训练、严谨的思维方式，以及愿意从头搭建医疗体系的决心。
两人讨论战地救护时，白求恩曾强调：“前线没有条件等人，办法必须适应战场。”殷希彭的回答也很直接：“设备少，就把流程做细；医生少，就尽快教出更多人。”这几句话，正是根据地医疗工作的实际方向。
有意思的是，医疗队中既有医学博士，也有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和战士。有人刚开始连药品名称都记不全，却能在反复训练后完成包扎、止血、固定和转运。白求恩教他们处理枪伤，殷希彭补充解剖、病理知识，基层人员则把这些内容改造成适合山地和村庄使用的办法。
战地手术不能照搬城市医院。没有宽敞的手术室，就寻找相对隐蔽的民房；没有稳定电力，就使用煤油灯；没有专门器械，就改造运输工具。白求恩设计和推广过便于骡马携带的手术器材，也重视换药包、消毒用品的标准化配置。看似不起眼，却减少了伤口感染和救治延误。
1939年，晋察冀根据地面临日军频繁“扫荡”。白求恩坚持靠近前线开展救治，哪里伤员集中，医疗队就往哪里走。10月下旬，他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负伤，伤口随后感染。由于当时缺少有效抗生素，感染迅速恶化。
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年仅49岁。他留下的，不只是几件器械和一批笔记，更是一套适合游击战争的医疗思路：分散配置，快速转运，边救治边培训。
白求恩去世后，殷希彭继续承担医疗教育和组织工作。战争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私人空间。1943年，他的大儿子殷子刚在战斗中牺牲；同年，年仅15岁的二儿子殷子毅也在反“扫荡”中遇难。两次丧子之后，他仍留在医疗岗位上，参与培养军医、整顿医院。
抗战胜利后，根据地的医疗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相关办学传统，也成为新中国军队医学教育的重要基础。殷希彭后来担任军队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领导职务，参与建设医院、培养人才，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4年病逝。
白求恩原本是带着先进医学经验来到中国的，却在晋察冀看到了另一种力量：有人学历极高，能够把专业知识转化为战地方案；有人出身普通，学习速度惊人，能在极端环境中迅速成长。所谓“土”，只是装备和条件的表象，真正决定一支队伍成色的，是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和在困境中把事情做成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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