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0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南投雾社，赛德克族人趁日本殖民警察和当地居民聚集观看运动会之际，突然切断电话线，袭击警察所，随后冲进雾社公学校操场。这场行动后来被称为“雾社事件”，参与者并非一支正规军，而是来自山地部落的三百多名青壮年。
雾社的赛德克族长期生活在中央山脉一带。日本于1895年取得台湾后，殖民当局逐步把势力伸入山地，设立警察驻在所，控制交通、物资和部落事务。对赛德克人而言，山林不仅是居住地，也是狩猎、耕作和维持部落秩序的根基。
警察制度深入部落后，冲突并不少见。搜查、劳役、物资交易以及对传统习俗的干预，逐渐积累了怨气。赛德克社会有自己的长老、头目和仪式体系，外来权力若公然羞辱部落成员，往往不只是个人争执，而会被看作对整个部落尊严的侵犯。
导火索发生在起义前不久。赛德克族头目莫那·鲁道的儿子举行婚礼，日本警察吉村克己前来查看。婚礼敬酒时，双方因礼节和态度发生冲突，吉村拒绝接受部落方面的解释，继而发生殴打。莫那·鲁道曾试图带礼物调解，但日本方面要求交出涉事者。部落没有答应。
“人可以赔罪，不能把族人交出去。”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逐字留下的原话，却能说明部落面对的两难：服从，意味着承认日本警察可以越过传统权威处置族人；反抗，则意味着要承受殖民当局的全面镇压。莫那·鲁道最终选择了后者。
10月27日是日本殖民当局举办台湾神社祭典的日子，雾社公学校也安排了运动会。日本人和台湾汉人集中到操场，山地警察的戒备相对分散。赛德克人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先袭击警察设施，夺取枪械弹药，再奔赴运动会现场。
当天共有一百三十多名日本人死亡，部分汉人因与日本殖民体系关系不同而被放过。事件迅速震动台湾总督府。殖民当局调集军警，并动用飞机、山炮和其他武器，对雾社周边展开围剿。面对现代火力，赛德克人的武器和人数都处于劣势。
他们没有选择在平地硬拼，而是退入山林和岩洞。熟悉山路的部落成员分散据守，利用狭窄地形袭击追兵。日本军警一度难以推进，只能依靠炮击、封锁和持续搜山，逐步切断起义者的粮食与水源。
最惨烈的场景出现在撤退过程中。部分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了不落入殖民军手中，也为了不拖累仍在作战的青壮年，依照部落在极端处境下形成的观念，集体自缢。她们并非战斗的主力，却承担了战争最残酷的后果。关于具体人数和细节，后来的记录并不完全一致，但惨剧本身有大量史料相互印证。
日本军警久攻不下后，使用飞机投掷毒气弹，并配合地面部队推进。毒气进入洞穴和密林，使缺乏防护的赛德克人遭受重大伤亡。抵抗持续数周后，部落力量被严重削弱，许多幸存者被迫投降或遭到集中安置。
莫那·鲁道没有接受俘虏命运。1930年12月，他进入深山自尽，遗体多年后才被发现。雾社事件至此基本结束。起义前雾社一带有数千名赛德克族人，经过战斗、自杀、伤亡和迁徙，幸存者数量锐减，多个部落的社会结构受到重创。
有意思的是，殖民当局虽然镇压了起义，却没有把它当成一次普通治安案件。雾社事件暴露出山地政策的严重失误，也表明警察控制和强制同化并不能消除反抗。此后，日本方面调整部分治理方式，加强对原住民部落的分化、迁移与监管，同时继续限制其传统生活空间。
一场婚礼中的冲突，最终演变成震动台湾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它的结局是失败的，代价却远超一次警民冲突：部落人口锐减，家庭破裂，传统秩序被打散，幸存者还要在殖民当局安排的生活区域中重新开始。雾社山林留下的，不只是枪声和废墟，还有一份关于赛德克族群体命运的沉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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