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士兵的日记：我在南京救下一对父子，转身却看见满城尸山血海

一个日本兵的日记：我在南京救了一对父子，转头却看见尸山血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黄昏，南京大方巷《朝日新闻》支局附近的小山坡上，空地上黑压压蹲着四五百个中国人。

空地的一边是一道倒塌后残留的黑砖瓦墙。

夕照将那道焦黑的墙壁染成暗红。

六个人一组，被从人群中拉出，背对墙壁站成一排。

距离他们身后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日本兵端起步枪。

“砰”的一声齐射，六人直直往前倒下去。

身子尚未落地，后排士兵冲上前，刺刀捅入后背。

“噢”的一声——断魂鬼一般的呻吟，在小山坡上荡开。

然后又是六个人。

再六个人。

今井正刚站在几十步外，手里攥着相机。

快门被军部封死了，贴条上冷冰冰写着“严禁拍摄前线处决”。

旁边一位同行摄影师低声嘀咕了一句：“想留下影像，可得把眼睛当底片。”

今井没有接话。

他是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

《朝日新闻》南京分社就设在大方巷。

两天前——十二月十三日——日军攻陷南京。

今井随军入城，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就目睹过一场屠杀：俘虏们在二十五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一个接一个刺落城外，血雨喷向半空。

他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但那天在城墙上看到的，与此刻山坡上正在进行的，似乎是两件不同的事。

枪声没有停。

每一次齐射之后，山坡上就少六个人。

蹲在空地上的四五百人毫无抵抗意志，一排排地看着前面的人倒下。

周围的妇女和孩子茫然地望着——但如果仔细看他们的脸，那上面写满的是恐惧和憎恶，因为倒下去的是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

今井的耳朵里只听见枪声和惨叫。

夕阳将黑墙染得通红。

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响起一个声音。

“记、记者先生，救救我！”

今井循声望去。

他认出那个人了——那是常来报馆做西装的杨老板，身边还抱着十几岁的儿子。

杨老板不是军人，今井知道这一点。

他在这座城市里驻了不短的时间，认得这张面孔。

那孩子他也见过。

今井走向正在指挥屠杀的军曹，说：“他们中肯定有无辜的人，救救他们吧。”

军曹看了他一眼。

今井是记者——日本记者——这个身份在此时此地是一张通行证。

军曹抬了抬下巴，让他从人群中把人指认出来。

杨老板拉着儿子从人群中跑出来，躲到了今井的背后。

“这对父子是开西服店的，经常出入日本的报社朝日支局。”

今井说，“让他们回到家里去。”

军曹没有反对。

可以放两个，其余照章办理。

山坡上蹲着的四五百人一下子全站了起来。

他们像看到了救星，涌到今井跟前，抓住他的外套袖口。

今井转脸去看军曹。

军曹的脸冷峻得像一块冰。

今井知道，他救不了这些人。

他带着杨老板父子转身离开刑场。

晚霞正在消失。

身后，枪声又响了。

那些蹲在空地上的无辜男女老幼，四五百人，全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了。

这就是所谓的皇军的勇武？

今井在心里问自己。

屠杀老百姓算什么勇武？

但他什么也写不了。

什么也拍不了。

他拍下的照片不会发表——军部会盖上“不许可”的印章。

日本军方的新闻审查严苛至极，所有随军记者的稿件和照片都要经过审查，凡是对军方不利的一律没收。

违规的记者要受严厉处罚。

《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后来回忆说：“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

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

今井带着杨老板父子消失在暮色中。

山坡上的枪声持续了很久。

那天夜里，南京城没有安静下来。

城门大开，卡车一辆接一辆往下关方向驶去。

今井听说江边要集中处置更多“俘虏”。

十二月十五日夜间，他走出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的大门。

马路上是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

数千人，人头攒动。

他们被绑缚在一起，连成一列长阵，弯弯曲曲望不见尽头。

今井知道这些人是要被押赴屠场的。

他尾随着队伍，一路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天色微明。

扬子江畔。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

尸体层层堆积。

在那些尸体之间，晃动着人影——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

他们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来回走动，把尸体拖到岸边，丢进江里。

微弱的呻吟，流淌的鲜血，抽搐的手足。

他们不声不响地忙着，像在演一出哑剧。

月光下，整个码头微微闪光——那是血。

浑浊的扬子江像一条黑带子在流淌。

乳色的晨雾覆盖在江面上。

江水把尸体冲得漂来漂去，像漂流的木头。

有些尸体肿胀发黑，像被充满了空气。

今井站在岸边。

他是记者，他是日本人，他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

但他此刻看见的东西，超出了他所有关于“战争”的想象。

苦力们把尸体丢完，作业结束了。

他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

“哒哒哒……”机枪声。

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腾空跃起——一一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

结束了。

一个日本军官站在旁边，说：“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人。”

两万人。

今井不知道这两万人里有多少是士兵，有多少是老百姓。

他只知道，两天前他救出了两个人。

而这里，有两万人。

今井后来与另一位记者中村正吾有过一段对话。

“我真是很想写出来啊！”

今井说。

“那是以后的事，眼下可不能写。

不过我们真是看到了呀！”

中村说。

他们确实看到了。

整个十二月，南京城都在被杀。

十二月十七日，日军举办了进入南京城的阅兵式。

而在两天前——就是今井站在江边看着两万人尸体被丢进长江的那天——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停尸场。

今井正刚没有在当时写下这些。

他写不了。

日本军方不许可。

他拍的照片被盖上“不许可”的印章，永远不会出现在日本的报纸上。

他和所有日本随军记者一样，只能写“皇军”的英勇、“圣战”的光荣。

《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石川达三写了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送审时被查禁，本人被以“将虚构作为事实，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处以监禁缓刑。

从此再没有日本记者敢写日军的暴行。

今井把这一切咽了下去。

但他没有忘记。

十九年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今井正刚在《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目击者的证言》上发表了文章。

他用文字写下了那个黄昏的山坡、那道黑色的墙、那个西服店老板和他儿子的脸、那支望不到头的队伍、那座黑黝黝的尸山、那阵机枪声，和那个军官说的“约有两万人”。

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今井正刚作为证人出庭。

他说：“我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

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

今井正刚救出了两个人。

杨老板和他的儿子消失在南京的暮色里，再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的下落。

山坡上那四五百人，江边那两万人，和南京城里被屠杀的三十万人，永远留在了那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黄昏，大方巷附近的小山坡上，夕阳将一道黑色的砖瓦墙染成通红。

一个日本记者从枪口下带走了两个人。

他转身离开时，身后响起了枪声。

他再也没有忘记那个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