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是，他是马英九的父亲，与毛主席同乡，还是杨开慧的校友

1949年冬，湖南湘潭白石乡，马鹤凌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祖宅，而是找出一摞粮租契约。

那些纸张，记着马家与乡亲之间的旧账。马鹤凌把欠粮欠租的人叫到面前，当着众人的面说：“父亲留下的契约，今天一笔勾销。”说完，他将契约付之一炬。

这件小事，后来被乡亲们反复提起。因为在那个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马家属于家境较殷实的乡绅家庭，家中曾经营铸铁锅厂、米厂和南货店。烧掉契约，既是对旧账的处理，也带着他对故土和乡亲的一份交代。

马鹤凌出生于1920年，家乡在湘潭白石乡。当地马氏族人相传，先祖与东汉名将马援一脉相承。这样的家族传说未必能够逐层考证，但“湘潭马氏”与毛泽东同乡，却是确切的地域关系。

他的童年并不算苦。家里有产业，长辈也在乡里有声望。遗憾的是，马鹤凌六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家中留下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原本稳定的生活很快失去支撑。

危急关头，曾受过马家帮助的刘峙岳伸出援手，供他在油麻完小读书。后来，一位在外任职的堂叔又资助他继续求学。马鹤凌没有把这些帮助视为理所当然，日后常说，做人要记恩，也要有本事报恩。

1935年前后，他进入岳云中学读书。根据相关校史资料，杨开慧也曾在这所学校求学，是学校较早接收的女学生之一。一个是后来投身革命的女性，一个是日后远赴台湾的青年，两人的人生道路相距甚远，却在同一所学校留下了交集。

马鹤凌在校内最出名的，不只是成绩，还有长跑。一次运动会上，他获得八百米比赛第二名，此后专攻中长跑，替学校赢得过多项荣誉。多年以后，原岳云中学校长余为骐接受采访时，仍能谈起这位学生，说他在体育教师杨一南指导下，成为颇有成绩的运动员。

体育训练塑造了他的性格：耐力要靠日积月累，比赛不能轻易认输。更重要的是，求学期间他接触到孙中山的思想，开始思考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而不再满足于仅仅谋得一份安稳职业。

1941年冬，抗日战争仍在进行，马鹤凌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法政系。山城的校园生活并不轻松，空袭、物资短缺和战事消息，始终包围着年轻学生。1943年，他与同校学生秦厚修结婚。秦厚修出身书香门第，比他小两岁，两人因共同的学习经历走到一起。

婚礼就在学校小礼堂举行，介绍人是老师，来宾多为师生。婚后不久，马鹤凌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于1945年投身军队，接受军政训练，并随部队参与抗战后期的相关工作。新婚夫妻由此分离，他曾写下“回首山城重泄涕，断肠人在灞陵桥”，留下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复杂心情。

1949年，他离开大陆前回到湘潭。母亲后来在土改时期受到牵连，乡亲们出面作保，使她免于更重的处置。马鹤凌当年烧毁租契的举动，或许并非专为日后求报，但确实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人情。

此后，他经香港前往台湾。1950年，马英九在香港出生；1951年，马鹤凌携家人在台湾定居。他先后在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和中央党务机构任职，长期从事党务与政工工作，1992年退休。这样的履历并不显赫，却深刻影响了家庭教育。

马家有四个子女。马鹤凌不主张孩子依赖补习，而是要求记笔记、按时复习，把功夫放在平时。有人提出替他的子女全权补习，他当场拒绝：“不要害了我的孩子。”这句话很重，却能看出他的教育观：成绩固然重要，习惯更不能丢。

马英九读初中时，父亲曾在本子上写下“此生理想、近期计划、今日功课”。几行字看似普通，却把人生目标拆成了能够执行的事情。除此之外，马鹤凌每天带孩子跑步，一千米是固定训练。多年以后，马英九五十多岁仍能跑十公里，与这段家庭训练不无关系。

退休后，马鹤凌把主要精力放在两岸交流与统一议题上。他走访学者、专家，组织相关会议，晚年即使身体多次出现严重警讯，仍不愿停止奔走。2005年10月30日，他在友人家中突发病情，送医后陷入昏迷，于当天离世，终年85岁。

家人记得，他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希望祖国早日统一。这个愿望没有成为一句空泛口号，而是贯穿了他的后半生，也成为他留给子女最明确的一份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