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夏天，日本东京一处妓院内，太田美娟听到政江带来的消息：军方正在招募前往“满洲”的战地服务人员。对她们来说，这个词听着体面，背后的生活却并不神秘，无非是换一个地方继续被军人支配。
太田美娟在妓院已经待了一年，名义上挣了钱，实际上却欠下鸨母八百日元。所谓“债务”，并不是单纯的生活开销，而是被层层加码的衣食、住宿、介绍费和利息。她每天接客，钱却先被拿走，欠账反倒越滚越大。
政江告诉她，报名参加军方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原先的窑债可以勾销，每月还会发放六十日元左右的“工资”。这笔钱未必真能落到本人手里，但至少听上去，比困在妓院里还有一线脱身的可能。
“去了那里，真能不欠钱吗？”太田美娟问。
政江没有把话说满，只说：“总比一辈子困在这里强。”
这句话，恐怕比所谓工资更能打动她。一个被债务锁住的人，最先想到的不是前途，而是能不能离开眼前这扇门。遗憾的是，她们并不知道，离开私人妓院，并不等于获得自由，只是从一个控制体系转进另一个控制体系。
两人不敢公开商量。日本国内的妓院经营者靠接客牟利，当然不愿意放人。按照相关回忆材料，曾有女子试图报名，被鸨母殴打并威胁。此类暴力并非孤例，妓院背后往往牵连地痞、掮客和债主，受害者即便逃出去，也未必能找到申诉的地方。
太田美娟最终还是去了报名处。体检之后，负责人员要求她暂时停止接客，等候通知。她们却不敢回去，担心鸨母知道后继续逼迫，甚至暗中报复。招募人员随即安排宪兵陪同她们返回妓院，警告鸨母不得打人，也不得强迫她接客。
鸨母急忙辩解：“她是我买来的，还欠着八百块钱。”
话未说完，宪兵便动手打断了她。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军方并不是为了保护女子的人身权利，而是要确保招募顺利进行。妓院老板在军方需要人时必须让步，女子也只是被重新划入军队管理之下。
宪兵离开后，鸨母立刻换了脸色。她一会儿哭诉自己“舍不得孩子”，一会儿又恶狠狠地说，只要太田美娟离开，就会让她断腿。这样的软硬兼施，目的只有一个：让人害怕，让人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
太田美娟不敢出门，只能躲在房间里等待。第六天，宪兵再次出现，通知她已经被录用。她收拾行李，临走前向鸨母行礼。鸨母冷冷地说：“去中国烂死吧。”在那个瞬间，太田美娟或许以为自己终于赢了一次，至少八百日元的欠账从名册上消失了。
很快，她发现政江没有出现。有人说政江出了事，却没人讲得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名曾经替她们撑腰的军官和宪兵也不见踪影。报名时的承诺、护送时的威势，到了真正交接的时候，都变得无影无踪。
这正是军方招募制度的残酷之处。招募人员完成任务后，女子便被交给部队或慰安所经营者。她们的姓名、年龄和个人意愿，往往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随军到达指定地点，能否继续为军队服务。
抵达中国后，太田美娟被送往齐齐哈尔一带的慰安所。她原以为每月六十日元、军属待遇意味着日子会好一些，现实却完全相反。按照相关叙述，她每天要接待大量日本士兵，最多一天达到四十七人。所谓“工资”，在高压管理和层层盘剥下，很难成为她真正可以支配的收入。
她曾给政江写信，却始终没有回音。政江究竟遭遇了什么，现有材料并不能完全证实。有人推测她被鸨母报复，也有人认为她在转运过程中被另行安置。历史写作者不能把猜测当成定论，但政江的失踪本身，已经暴露出这套制度对女性生命的漠视。
太田美娟后来又被调往大兴安岭一带，承担看守仓库等杂务。关于她最终死于何处，不同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有叙述称她死在战败前后的混乱中，也有材料只记载她从此失去下落。可以确定的是，她没有重新获得选择人生的机会。
从东京妓院到中国战地，从鸨母手中的债契到日军控制的慰安所，地点变了，支配关系却没有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把贫困女性、妓院债务和军事占领连接起来，包装成“服务”“待遇”和“招募”，实际上却把她们推入了更严酷的暴力之中。五月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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