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被执行死刑的当天，我们和儿子最后十分钟的会面，不堪回首

都说养儿防老，可我这把年纪了，反倒把儿养没了。201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四月初的风里还裹着刀子似的寒气。我叫老高，在生意场上滚了半辈子，手底下管着几百号人，自认什么风浪没见过。可那年清明前后发生的事，才算让我真正明白了——这人世间最钝的刀，从来都割在血肉至亲的心尖上。

说起来，我和老伴这辈子就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年轻时我光顾着在商海里头扑腾，心想多挣些家底，让孩子吃穿不愁便是尽了本分。他要最新款球鞋，买；要名牌衣裳，给；零花钱更是从来没断过。如今回头看，古人说的“慈母多败儿”哪够全面，我这当爹的糊涂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像两个不知疲倦的搬运工，拼命往孩子生活里堆砌物质，却忘了往他空荡荡的心里填进规矩和敬畏。等我们发现苗头不对时，那棵小树早就长歪了筋骨，再想掰正，已然无力回天。

从案发到宣判的那段日子，漫长得好似一辈子那么久。我和老伴砸下重金请了城里最有名的律师，每次见面律师都跟我们分析案情，说还有转圜余地。我们就靠着这点忽明忽暗的希望，像抓着悬崖边的枯藤一样，硬生生撑过了无数个睁眼到天明的夜晚。可2018年4月4号下午三点多那个电话，彻底把这点念想掐灭了。

那天我正在会议室里听汇报，手机屏幕亮起法院的号码时，我后脊梁就蹿起一阵凉意。走到走廊尽头接起来，对方公事公办地通知——高院维持原判，4月6号执行，家属有十分钟的会面时间。挂了电话我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走廊里来来往往的员工没人知道，他们那个一向沉稳的老板，刚被人从心口剜走了一块肉。

回到家，我硬着头皮把话跟老伴挑明了。她没有哭天抢地，就那么瘫坐在沙发角上，整个人缩成一团，眼泪无声地往下淌，把膝头的布料洇湿了一大片。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悲恸，比嚎啕大哭更让人心碎。我坐在她旁边，嘴唇张了几张，到底什么安慰话都没说出来——这种时候，言语轻飘得比风里的柳絮还不值钱。4月5号一整天，我俩水米没沾牙，胃里像塞满了湿棉花，堵得严严实实。到了下午，我强打精神拉上老伴去了奥特莱斯，给儿子买了他平日里最爱穿的藏青色衣裤，从里到外配了一整套，结账时屏幕上跳出一千九百九十七块。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想这竟是爹娘这辈子给他置办的最后一身行头了，真是讽刺，真是剜心。

夜里老伴翻来覆去睡不着，不得已吃了安眠药才勉强合眼，可梦里还皱着眉抽泣。我躺在一旁，眼睛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脑子里过电影似的——他三岁骑在我脖子上逛庙会，七岁因为跟人打架被我追着满院子跑，十四岁叛逆期摔门而出……那些画面鲜活得就像昨儿才发生，怎么转眼就要天人永隔了呢？

4月6号凌晨四点十五分，窗外还墨黑一片，我爬起来熬了锅白粥。老伴强撑着吃了小半碗，然后对着镜子仔细梳了头、擦了脸。她说不想让儿子看见妈妈垮掉的样子。五点整我们拎着那包衣物出了门，三十五分钟的车程，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都泛了白，身旁的老伴安静得像个影子，连呼吸都轻得怕惊扰了什么。

六点零五分，看守所的铁门在我们身后沉重地合拢。隔着那道冰冷的栅栏，我看见了分别一年多的儿子。他瘦了许多，但精神还算齐整。可当我们四目相对的瞬间，我肚子里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宽慰话全堵在了嗓子眼，堵得生疼。沉默像一块湿重的棉被压在我们三人头上，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声音哑得连自己都认不出：“小子，咱自己犯的错，就得自个儿担着。爹妈跑断了腿，能想的法子全想了。今儿有啥话，你就跟爹妈说吧。”

儿子眼眶霎时就红了，眼泪大颗大颗砸在水泥地上。他反反复复说着对不起我们，声音抖得不成调，然后提起了一个让我和老伴心碎成渣的愿望——他说希望我们将来能领养个女孩儿，等老了身边有个端茶递水的人。这孩子，自己都走到鬼门关跟前了，满脑子想的还是怕他爹妈孤苦伶仃。我老伴当场就绷不住了，哭得整个人都在颤，我没拦她，由着她把这一年多憋在心里的苦全倒出来。儿子接着说他写了遗书，回头会转交给我们，说今生没法报答，只能等来世再做牛做马。说完他扑通一下跪在栅栏那边，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每一下都像磕在我心口最软的地方。

十分钟，掐头去尾也就一盏茶的功夫。法警上来提人时，我把那套藏青色的衣服递过去，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看守所的人跟我们讲，现在用的是注射方式，人不会受多大罪。听罢我心里稍稍松了半口气，可转念一想，不管什么方式，那都是拿刀在剜爹娘的心啊。

出了看守所，我跟老伴坐在车里好久没动弹，谁也没说话，就呆呆望着挡风玻璃外头灰蒙蒙的天，各自在心里为儿子默念着上路平安。第二天上午十点，我俩赶到殡仪馆，缴了三千三百多块费用，领回一个小小的骨灰盒。我双手捧着它往外走，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轻飘飘没着没落。一米七五的大小伙子，七十四公斤的活生生的血肉，最后就装在了这么一方小盒子里，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到了这把年纪我才算真正咂摸出那句老话的滋味——钱能买来金山银山，可买不回一丁点儿孩子的命啊。

外人眼里，我儿子是杀人犯，是夺走一个如花少女生命的罪人，法律判他死一千次都不为过。这道理我懂，我认。可抛开那些法理是非，我跟老伴丢了的，是身上掉下来的肉，是捧在手心里养了二十多年的亲骨肉。这世上的对错向来黑白分明，可为人父母的那份疼，从来都是模糊的、纠缠的、说不清道不明的。

办完所有事回到家，我翻开那本常看的书，扉页上抄着曾国藩的一句话：“既往不恋，当下不杂，未来不迎。”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难如登天。可日子还得照常过，天亮了就得睁眼，饿了就得吃饭。我跟老伴如今还在这世上走着，带着那个小盒子里的念想，带着满肚子的悔恨和教训，慢慢学着跟过往和解。只是每回看见街上有年轻夫妻牵着孩子的手，我总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心里头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

假若时光能倒流回二十年前，我宁愿把那些应酬喝酒的时间省下来，蹲在儿子身边陪他堆堆沙子、讲讲道理，让他知道这世上除了有求必应的爹妈，还有不能碰的底线和不可越的雷池。可这世上哪来的假如呢？你说这人呐，为什么总要等到什么都来不及了，才肯睁开眼看看自己当年埋下的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