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0月，沈阳，第八兵团司令部。锦州已经失守，长春也被解放，城外的解放军正在不断压缩包围圈。周福成召集部属开会，原本想讨论如何固守，53军副军长赵国屏却把话题引向了另一个方向：继续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赵国屏并非临时起意。他与共产党方面早有联系，也清楚沈阳守军的真实状况：官兵厌战，补给困难，军心涣散，许多人已经不愿再为一场看不到胜算的战争送命。
周福成当场变了脸色，斥责赵国屏动摇军心。赵国屏没有退让，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这句话还没说完，130师师长王师长便起身把他叫了出去。表面上看，这是要打断谈话，实际上，王师长已经意识到局势不妙，准备回部队另作安排。赵国屏心里明白，却没有揭破。
回到会场后，他对周福成说：“司令官，王师长回去就要行动，130师那边也有人接应，不信可以问他的副官。”
副官点了头。
周福成听完，仰头叹了一声：“国屏，你可把我坑惨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责怪，实则说明他的态度已经出现松动。周福成很清楚，如果各部队都自行决定去留，第八兵团便可能顷刻瓦解，而他本人也会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赵国屏真正要“坑”的，并不是周福成，而是那套明知败局已定、仍要求官兵死守的命令。
赵国屏，原名赵镇藩，吉林人。少年时代，他亲眼见过军阀混战造成的动荡，后来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从排长做起，参加过直奉战争，又进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
他的军旅道路，起点并不是为了争权夺利，而是希望国家能够摆脱战乱。东北沦陷前后，这种愿望尤其强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赵国屏任东北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参谋长兼619团团长。部队接到“不许抵抗”的命令后，他没有立即照办，而是坚持组织官兵进入阵地。
在他看来，军人可以战败，却不能主动把武器交出去。
赵国屏后来回忆，这场冲突对他的打击很大。东北军不是没有部队，也不是没有官兵，而是因为上级的退让，眼睁睁看着家乡落入敌手。日军并没有因为东北军退让而停止进攻，反而迅速扩大占领范围。
这段经历，使赵国屏开始怀疑蒋介石所代表的政治路线。但当时的他仍然相信，国民党最终会把抗日放在首位。
然而，现实再次让他失望。
在鄂豫皖地区与红军作战期间，赵国屏逐渐发现，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宣传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红军俘虏人员后，并非一律虐待处置，有的还被释放回去。部下与红军接触后，也带回了不同于宣传材料的见闻。
一次，赵国屏向一位去过苏联的旧友询问共产党。对方只说了一句：“我过去受骗了，不愿你再被骗。”
这句话没有立即改变赵国屏，却在他心里留下了疑问。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抗战尚未结束，国民党内部却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防范共产党上。胡宗南部队部署在西北边区，反共文件不断下发，赵国屏由此看出，蒋介石担心的并不是抗战受到影响，而是自身权力受到挑战。
1939年，赵国屏受周福成邀请到53军任职，次年出任116师师长。抗战时期，他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又随部队参与中国远征军相关行动。战争结束后，他原以为国内可以进入和平建设，却迎来了新的内战。
赵国屏不愿意把部队消耗在同胞相残上，因此在解放战争中多次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解放军硬拼。1948年，中共方面通过李书城、吕正操等人的关系与他联系，希望他促成53军起义。
事情并不顺利。赵国屏只是副军长，军长周福成掌握着部队名义上的最高指挥权。原计划中，53军一度有机会离开沈阳驰援锦州，赵国屏准备借机行动，不料周福成亲自向蒋介石请求，将部队留守沈阳。
锦州失守后，沈阳便成了孤城。赵国屏判断，继续固守只会增加伤亡，于是选择在兵团会议上公开摊牌。他知道，这一步十分危险，一旦失败，可能被立即扣押。
会后，沈阳城内很快传出赵国屏已经被“处决”的消息。谣言本身，反映出双方矛盾已经公开化。可周福成也无法阻止军心持续瓦解，各部队开始寻找出路，部分官兵拒绝执行死守命令。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周福成试图逃走，随后被解放军俘获。赵国屏则在局势转变后留了下来，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
从反对“九一八”事变时的消极抵抗，到反感国民党把枪口转向共产党，再到沈阳城内劝说部队停止无谓抵抗，赵国屏的选择并非一夜之间完成，而是在多年战争和反复失望中逐步形成。
1967年，赵国屏病逝，终年65岁。 мунаси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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