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延安,梁漱溟与毛泽东交谈时,《论持久战》尚未正式发表。毛泽东没有拿出成文著作,却围绕中国能否战胜日本、抗战应当怎样进行,作了系统分析。梁漱溟后来回忆,这次谈话使他“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不是1938年5月才有人想到。但“说过持久战”与“写出完整的持久战理论”,显然不能混为一谈。
早在1912年10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就谈到日本可能侵占东北。他认为,中日一旦开战,不会是几周、几个月便结束,甚至可能持续多年,日本也未必负担得起一场至少五年的战争。
孙中山的判断,建立在对中日国力和战争承受能力的观察上。不过,当时日本尚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番话更多是战略预见,而不是一套已经展开的抗战方案。它提出了战争可能拖长,却没有回答中国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取胜。
全面抗战爆发后,类似判断明显增多。1937年9月26日,河南《风雨》周刊刊登范文澜的《对于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时间距“七七”事变仅两个多月。文章强调组织民众、争取国际支持,也特别指出汉奸和谣言对抗战的破坏。
范文澜后来在河南讲授游击战争,讲稿印成小册子后颇受欢迎。值得一提的是,他关注的并不只是战场上的攻守,还把民众组织、政治动员和敌后斗争放在一起观察,这比单纯说一句“战争会很久”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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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0日,汉口出版了署名刘孤帆的《持久战与国民生活》,这是较早以持久战为主题的专著。刘孤帆本名刘峻山,曾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书中提出,抗战不能只靠军队,还要集中全国力量,并把民众组织起来。
书里引用宋希濂谈到的一个现象:军队到达后,愿意帮助抗战的百姓往往已经撤走,留下的人中有不少汉奸。刘孤帆据此指出,交通破坏、传递军情、充当向导等行为,都会直接影响战争进程。抗战若失去民众,持久二字便没有根基。
当时,军政界和文化界也陆续出版相关文集。1937年11月14日,《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问世,收入陈诚关于持久战的三篇文章,也编入郭沫若、张闻天、史良等人的文章。1938年1月,武汉又出版《持久抗战与组织民众》;同年3月,《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出版,收入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人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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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出版物表明,持久抗战已经成为社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但书名相近,并不意味着思想内容相同。有人只看到《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书名,便断言陈诚“抄袭”毛泽东,实际上两者发表时间和文章内容都对不上。陈诚在1946年总结抗战时,还承认自己早期关于持久抗战的一些判断,经实践证明并不完全可靠。
国民党方面并非没人谈持久战。蒋介石在日记和讲话中留下过相关说法,蒋百里的《国防论》也有“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弊”的表述。白崇禧后来常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些观点与持久作战有联系。
但问题在于,蒋百里的相关文字并非专门为抗日战争写成,《国防论》本身也是多年文章的汇编;白崇禧那两句话究竟在何时形成,现有材料并不十分清楚。把零散判断直接拼成完整理论,难免超出史料能够证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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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战争会持久”这一层面。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集中回答了为什么持久、怎样持久、如何争取胜利等问题,分析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并把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层面。
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期间,白崇禧曾向蒋介石推荐《论持久战》,主张让更多人阅读。蒋介石随后提出“游击战高于正规战”。这说明,即便国民党内部早有持久抗战的片段性认识,真正形成完整论述、并在当时产生广泛传播影响的,仍是毛泽东这部著作。
所以,提出过抗日持久战的人并不少,有孙中山、范文澜、刘孤帆、陈诚、蒋百里、白崇禧和蒋介石等。但“提出过”有层次之分:有人是预见战争将长期化,有人讨论具体战法,也有人留下了专门文章和著作。把这些不同性质的材料放在同一尺度上比较,反而会模糊《论持久战》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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