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首桃花诗与两次贬谪：刘禹锡的二十三年

长安玄都观桃花盛开

一、一首看花诗引发的第二次贬谪

元和十年（815年），春，长安。一个在外头熬了整整十年的贬官，终于接到了回京的诏令。他叫刘禹锡，字梦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被赶出长安时三十四岁，如今四十四岁，鬓边大概添了白发，腰板挺直，脾气一点没改。

回京没几天，他跟着人潮去了一趟玄都观。那观在长安崇业坊，是城中有数的道观。据说有道士在观里种了满院的桃树，春来花开，"满观如红霞"。长安人好热闹，呼朋引伴去看花，满街都是赏花归来的人。刘禹锡站在桃花丛中，提笔写了首七绝，题目叫《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的口吻很轻巧，像一句玩笑话——玄都观里这一千棵桃树，全是我刘郎走了以后才栽的呀。可这话听着笑着，锋芒藏得深。没过多久，他就被贬出长安。这一次先定播州刺史，播州在今天的贵州遵义，唐人眼中的西南绝域。后来因柳宗元和裴度先后求情，改为连州刺史。但从长安再被踢出去，这个事实没有变。

一首看花诗，怎么就惹出这么大的祸？事情要从十年前那场短命的政治革新说起。

二、永贞革新：刘禹锡政治生涯的起点与坠落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即位时已中风瘫痪，口不能言，但脑子是清楚的，他有想法，不想当傀儡。他信任的人叫王叔文，一个棋待诏出身的政治家。王叔文身边聚拢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年轻官员，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在其中，是核心成员。

这批人想干什么？两件事：抑制宦官专权，遏制藩镇割据。中晚唐的两大痼疾，宦官掌握神策军即禁军，连皇帝的废立都能插手；藩镇各行其是，中央政令出了长安城就没人听。王叔文集团想把这两根毒刺拔掉。

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从六品上，品阶不算高，但他是王叔文的心腹智囊。《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他"交结叔文，引为腹心"，是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和他同时被委以重任的还有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骤然进入权力核心，意气风发。

这批人在顺宗的支持下，短时间内推动了一系列新政：罢免贪残的京兆尹李实，放出宫女和教坊女乐，停罢"宫市"——那是宦官打着为宫廷采购的旗号在市井中强买强卖、敲诈勒搜的制度。他们还试图从宦官手里夺回神策军的控制权，这才是最要命的一步。动了宦官的兵权，等于动了他们的命根子。

改革来得猛，去得更快。宦官们不是吃素的。俱文珍、刘光琦等掌握神策军的太监，联合剑南节度使韦皋等藩镇势力，对革新集团发起反扑。顺宗的身体撑不住，在宦官和藩镇的双重逼迫下禅位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顺宗在位仅一百八十六天，是唐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新帝一登基，王叔文集团立刻遭到清洗。王叔文先贬后赐死，王伾病死在贬所。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一场革新，从启动到覆灭，前后不到一百五十天。这批人想动宦官的兵权，结果连自己的位子都没保住。从权力核心到流放边疆，不过一步之遥。这对刘禹锡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不是身体上的，是政治理想的。他三十三岁就进了权力中枢，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结果被一巴掌扇到了洞庭湖边。

刘禹锡从屯田员外郎的位置上被拉下来，初贬连州刺史。还没走到任上，一道诏书追下来，再贬朗州司马。柳宗元也被贬为邵州刺史，途中改永州司马。一场革新只撑了不到半年，参与者被踢到了帝国的边角。

永贞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被贬远州

三、朗州十年：贬谪中的诗人

朗州，今湖南常德。在唐代，那是南方的瘴疠之地，文化荒原。司马名义上是州刺史的副手，实际上是个被监管的闲职，没有实权，没有前途。朝廷把你扔到这种地方，意思很明确：别回来了。

刘禹锡在朗州待了整整十年。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一个男人最好的年华，耗在一个看不到希望的地方。

但他没有垮。这十年里他写了大量诗文，研究医学、书法、佛学，和远在永州的柳宗元书信往来不断，讨论文章、讨论哲学、讨论彼此的处境。朗州的山水被他写进了诗里，他写洞庭湖的秋月，写沅水边的民俗，写当地巫祀的鼓声。南方的蛮荒没有消磨他的才情，某种意义上反而磨利了他的笔锋。他在贬谪中的诗文，比在长安时更加老辣，更有分量。

这十年里他也不是没想过回不去。一个司马，困在蛮方，没有调令，没有消息，长安那边好像把他忘了。他写过"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那是后来的追忆，但凄凉是真的。可他骨子里有一种硬气，不乞怜，不求饶，等着。朗州当地人管他叫"刘郎"，他也就认了。他不是那种贬了就哭天抹泪的文人。

元和九年（814年），朝廷的态度似乎松动了。也许唐宪宗觉得这些人贬了快十年，也差不多了；也许朝中有人替他们说了话。总之，一道诏书下来，召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京。815年春天，刘禹锡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的长安。

他大概以为可以重新开始了。他错了。

四、元和十年的召回与玄都观桃花

元和十年（815年）春，刘禹锡回到长安。同行的还有柳宗元，两人一路结伴北上，沿途唱和写诗，心情大概不错——十年流放，终于盼到了头。

长安还是那个长安，人事全非。当年一起被贬的八司马，有的死在了贬所，有的已经转了性子。朝廷里掌权的人，换了整整一茬。永贞革新失败后上台的那批新贵，如今在朝中扎下了根，一个个升了官、掌了权，把持着各部要职。刘禹锡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有数。

玄都观在长安崇业坊，是唐代有名的道观。观里最有名的不是道士，是桃花。刘禹锡自己后来在序言里交代过：贞元二十一年他在长安做屯田员外郎时，这观里还没有花。后来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种开，春天花开时"满观如红霞"，长安百姓争相去看，一时间成了城中盛事。

刘禹锡也去看了。他被人潮推着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满街的人都在说看花的事，尘土扑面，热闹得很。他站在满目红霞里，提笔写了那首诗。

他大概不知道，这首诗会让他再被赶出去一次。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

玄都观桃花满观如红霞，刘禹锡即景赋诗

五、"尽是刘郎去后栽"：一首诗如何触怒天子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前两句写看花的热闹，平平无奇，长安人爱看花，算不上新闻。关键在后面两句：玄都观里一千棵桃树，都是我刘郎走了以后才栽的。

字面上，这是一句大实话。刘禹锡贞元二十一年在长安做官时，玄都观确实没有桃花，他走后才有人种的。但谁都知道，"桃"在这里不是真说桃树。

"桃千树"指的是谁？是永贞革新失败后，靠着赶走王叔文集团而上台的那批新贵。他们在刘禹锡被贬的十年里，一个个爬上高位，就像桃树一棵棵长起来一样。"尽是刘郎去后栽"——你们这些人，全是我走了之后才得势的。言下之意：要不是把我赶走，哪轮得到你们坐这些位子？

这是指着鼻子骂人。而且骂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整个朝堂。

而且"刘郎"这个称呼本身也有讲究。南朝刘义庆《幽明录》里记了个故事：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仙女，留居半年，回家后发现已过七世。后来"刘郎"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专指那个去而复返的人。刘禹锡姓刘，用"刘郎"自称，既自然又巧妙——你以为我在说一个典故里的人物？不，我说的就是我自己。我走了，你们才上来的。现在我回来了。

朝廷的反应很快。诗传出去没多久，执政的官员就不高兴了。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记载，此诗被认为含有讥刺之意，当朝执政者不满。当朝宰相武元衡本来就与刘禹锡一派不对付，这下更有了理由。没过多久，刘禹锡被贬出京，这一次去的是播州，今贵州遵义，比朗州远得多，也荒凉得多。

从朗州到播州，等于从湖南常德发配到了贵州深山里。这个惩罚的分量，明显比第一次重。第一次贬朗州，好歹在洞庭湖边，还算人待的地方。播州呢？《旧唐书·柳宗元传》里管那地方叫"蛮方""西南绝域"。去那儿，基本等于判了个慢性死刑。

六、柳宗元的请求：以柳州换播州

播州在唐代是什么概念？西南蛮方，绝域之地。从长安到播州，往复万里。刘禹锡有个老母亲，年事已高。一个被贬的刺史，带着年迈的老母走万里山路去播州，和让她死在路上没有太大区别。如若不带母亲同去，母子天各一方，以播州的偏远和医疗条件，再见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等于是生离死别。

柳宗元听到这个消息，坐不住了。

他此时也是贬官之身，任柳州刺史。柳州在今天的广西，同样偏远，但比播州近一些，条件也稍好。他上奏朝廷，请求以自己的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我去那个更苦的地方，让梦得去稍微好一点的。

《旧唐书·柳宗元传》记载了他的原话：

"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

意思是：刘禹锡有年迈的老母亲，现在被派到西南蛮荒绝域，来回上万里路，怎么带母亲同去？如果母子分居两地，就等于永诀。我和刘禹锡是至交好友，怎么忍心看着他落到这步田地？

这番话今天读来还是让人心里发紧。柳宗元自己也是贬官，在朝中说话没什么分量，一个犯过"政治错误"的人替另一个犯过"政治错误"的人求情，能有什么效果？但他还是说了。不是为了做样子，是真的急了。播州那个地方，去得了回不来，去了就是等死。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好朋友带着老母亲往那个火坑里跳。

裴度也为此事向宪宗进言。裴度其时正受宪宗倚重，在朝中说话有分量。据《旧唐书》记载，裴度向宪宗陈述了刘禹锡母亲年高、贬所过远的实情，宪宗的态度最终有所松动。最终，宪宗没有接受柳宗元换地的请求，但把刘禹锡的贬所从播州改为了连州，今广东清远一带。连州也远，但比播州强太多了，至少不用走万里绝域，带着老母尚有一线生机。

柳宗元和刘禹锡结伴南下，到衡阳分路——柳宗元往柳州去，刘禹锡往连州去。两个老朋友在衡阳分别，写了赠别诗。此后，两人天各一方，再未见面。五年后，柳宗元死在柳州任上，年仅四十七岁。

十四年后重游玄都观，桃花净尽菜花开

七、十四年后：前度刘郎今又来

大和二年（828年），刘禹锡再次回到长安，任主客郎中。这时的皇帝是唐文宗，宪宗的孙子。宪宗本人已于元和十五年（820年）被宦官杀害——讽刺的是，当年正是宦官帮着宪宗推翻了永贞革新，最后宪宗自己也死在了宦官手里。永贞革新想解决的那个宦官专权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愈演愈烈。

从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出京，到大和二年回来，整整十四年。十四年间，朝堂上的人换了好几拨。当年因为桃花诗被触怒的那些执政者，有的死了，有的倒了，有的自己也遭了贬。当年靠着赶走革新派上台的那批"桃树"，一棵一棵地枯了。加上之前朗州的十年，刘禹锡在外头飘了二十三年。从三十四岁到五十七岁，一个人最年富力壮的岁月，就这么在贬谪和流转中耗掉了大半。

回京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又去了一趟玄都观。

十四年前，那里桃花满观如红霞，人潮如涌。现在呢？他在序言里写得清清楚楚：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这段序言本身就是一篇微型的贬谪编年史。他用不到一百字交代了自己二十三年的行迹：贞元二十一年做屯田员外郎，那观里还没有花；同年出牧连州，接着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听说有道士种了仙桃，满观如红霞，于是写了前篇记一时之事；旋即又被赶出去；又过了十四年，回来做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一棵树都没了，只剩兔葵、燕麦在春风里摇晃。

每一步都有年份，有官职，有事实。他像是在写一份履历表，但这份履历表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关于时间、权力和命运的诗。

然后是那首二十八字的小诗：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种桃道士归何处"——当年种桃树的道士去哪了？那些趁着桃花盛开得势的人去哪了？"前度刘郎今又来"——当年被你们赶走的刘郎，又回来了。

这首诗比第一首更狠。第一首只是说"你们都是我走了之后才得势的"，这一首直接宣告：得势的人已经灰飞烟灭，桃花没了，种桃的人没了，满院的繁华变成了一地苔藓和野草。而被赶走的人呢？还活着，又回来了。

他还在序言最后加了一句"以俟后游"——等着以后再来。言下之意：我还会回来的。这几乎是在向命运下战书。你以为赶走我一次就够了？我还能回来。你以为再赶走一次就完了？我还能再回来。

八、屡贬不屈：刘禹锡的晚年与风骨

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卒于会昌二年（842年），享年七十一岁。

他这辈子，在长安做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五六年，其余全在贬谪和流转中度过。永贞元年（805年）被贬，元和十年（815年）召回，又因桃花诗再贬，大和二年（828年）再召回——三进三出长安。每一次回来，都因为写诗惹了事；每一次被赶走，也跟写诗脱不了干系。

有人劝他收敛点。他没听。第一次写桃花诗被贬，十四年后回来，头一件事又是去玄都观写诗，写的还是桃花。这不是记吃不记打，是不服。你们可以贬我，可以把我扔到天涯海角，但我回来以后照样写我的诗，照样说我想说的话。你要再贬我？那就再贬。我有的是时间，你有的是权势，咱们走着瞧。

白居易叫他"诗豪"。这个"豪"字，形容的是他骨子里的硬气。被贬了二十三年，回来还能写"前度刘郎今又来"，换成别人早学乖了。刘禹锡学不乖，也不想学。他不是不懂政治，他太懂了——正因为懂，才不愿意低头。低头意味着认错，可他没做错，凭什么认？永贞革新是对是错另说，但他写诗说真话，没什么好认的。

晚年的刘禹锡先后在苏州、汝州、同州做刺史，大和、开成年间几度调任，最终回到洛阳，和白居易、裴度一起养老会诗。会昌二年（842年）秋，他在洛阳去世，葬于荥阳。活了七十一岁，在唐代诗人里算高寿的。

柳宗元死得早，元和十四年（819年）就死在了柳州，年仅四十七。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客死在异乡的贬所，连棺椁都是别人帮着料理的。临终前，他把全部文稿托付给刘禹锡。刘禹锡花了好几年编成《柳河东集》，替老朋友把文字传了下去。这是他对柳宗元的交代——你当年替我求情，想拿柳州换我的播州，那份情我记了一辈子。你走了，你的文字我替你传下去，你的儿子我替你养。他做到了。柳宗元的遗稿由他整理编次，柳宗元的幼子也由他接来抚养。

两首桃花诗，两次贬谪，二十三年。玄都观的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长满野草，来来去去的人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那个"刘郎"，两次被赶走，两次又自己走回来。

本文史料主要依据《旧唐书·刘禹锡传》《旧唐书·柳宗元传》、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原诗及序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