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北京,毛泽东接见了毛泽建烈士的养女陈国生。饭后闲谈时,陈国生提起一件牵挂已久的事:毛泽建牺牲多年,墓地年久失修,能不能请当地政府修缮一下。
这个请求并不过分。毛泽建是毛泽东的堂妹,也是毛家较早为革命献身的亲人。可毛泽东听完后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沉默片刻,说:“现在先别修。”
这句话背后,既有对亲人的深切惦念,也有对当时国家处境的清醒判断。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恢复经济、稳定社会、巩固政权,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全国牺牲的烈士何止一人一家,若只修缮自己的亲属墓地,显然难以向更多烈士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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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陈国生解释道:“全国烈士很多,有千百万人。现在政府要搞建设,资金很紧张,哪有钱专门修墓?等国家有能力了,再为这些革命烈士修墓立碑。”
这番话听起来朴素,却把个人亲情放进了国家大局之中。毛泽建的墓不能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堂妹,就得到特殊安排。对毛泽东来说,真正应当被记住的,不只是自己的亲人,而是成千上万倒在革命道路上的普通人。
毛泽建原本叫“菊妹子”,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后,她曾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后来,因毛泽东母亲文素勤怜爱她,她被过继到韶山上屋场生活。“毛泽建”这个名字,也是毛泽东为她取的。
1919年,文素勤病重,毛泽东从长沙接母亲看病。临终前,母亲最放心不下的便是这个侄女,叮嘱毛泽东要把泽建当亲妹妹看待,设法让她读书,将来能够自立。毛泽东答应了。
母亲去世后,毛泽建的生活再次陷入困顿。她一度被送到别人家中做童养媳,年纪尚小便承担繁重家务。1920年冬,毛泽东回到韶山,得知此事后将她接走,带到长沙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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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不愿意读书?”毛泽东问她。
毛泽建回答:“我要读书,也要跟着三哥去革命。”
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对一个长期生活在贫困和压迫中的农村女孩而言,读书意味着走出原有生活,革命则意味着主动选择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
1921年春,毛泽建进入长沙女子职业学校学习。她文化基础并不扎实,却格外用功。毛泽东和杨开慧经常给她讲工农处境、社会压迫以及革命道理。清水塘的革命活动,也让她逐渐明白,学习并非只为谋一份职业,更是为了获得改变现实的能力。
毛泽建曾因反复追问问题,被毛泽覃戏称为“钝钉子”。她并不生气,反而说:“钉子钝一点,只要用力,也能钉进木头。”这句话,颇能说明她后来在斗争中的性格。
1923年,毛泽建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离开长沙后,她转赴衡阳,在夏明翰等人的帮助下继续学习和开展工作。她后来进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积极参与学生运动,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组织能力的革命者。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毛泽建被派往衡阳一带开展农民运动。她在农民讲习所讲授革命常识,组织农民协会,推动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她不再只是接受教育的学生,而成为直接发动群众、组织斗争的基层干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的革命环境急剧恶化。毛泽建按照此前关于武装斗争的认识,参与组织衡北游击队,并担任党代表。她面对的不是课堂上的争论,而是敌人的搜捕、封锁和枪弹。
1928年10月,毛泽建在一次战斗中被捕。敌人对她施以酷刑,试图逼问组织情况,她始终没有屈服。狱中,她留下遗言,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判断:革命不可能轻易成功,但人民终究会翻身,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取得胜利。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在湖南衡山县城关马王庙坪英勇就义,年仅24岁。临刑前,她高声喊道:“杀了我一个毛达湘,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毛达湘站出来!”毛达湘,是她从事革命工作时使用过的名字。
毛泽东得知堂妹牺牲后,内心悲痛,却没有因此改变工作安排。战争年代,烈士遗骸和墓地往往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毛泽建的墓也在岁月中逐渐破旧。22年后,陈国生在北京提出修墓请求,毛泽东作出的回答,实际也是对当时国家财力和烈士纪念原则的说明。
此后,国家逐步具备条件,烈士纪念工作也被提上日程。1969年8月,毛泽建烈士陵园在衡山县金紫峰麓建成。墓前石碑上,镌刻着毛泽东的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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