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6年，北京，张伯驹把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诸上座帖》等珍贵书画交给国家。那不是一次普通捐赠，而是一个收藏家主动放弃身家，把多年苦心保存的文物交给公共机构。
有人劝他留几件傍身，张伯驹只说：“这些东西不能只归一家所有。”在他看来，字画一旦离开中国，后人再想见到，便只能远渡重洋。收藏不是占有，能让文物留在故土，才算没有辜负它们。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七岁过继给叔父张镇芳。张家几代人重视读书，家中藏书甚多。张镇芳曾任直隶总督，后来又与盐业银行关系密切，张伯驹本来有条件走一条显赫的仕途道路。
1916年，十八岁的张伯驹进入袁世凯创办的模范团骑兵科学习，之后在军政部门任职。只是，北洋政局变化太快，依靠门第和关系并不能保证一生顺遂。他不愿在军阀之间周旋，逐渐离开权力中心，把兴趣转向诗词、书画、戏曲和收藏。
1927年，他在琉璃厂看到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以一千大洋买下。那块匾额后来成了他的字号，也成为他收藏生涯的一个象征。家里人看着他不断花钱买字画，难免着急。母亲曾埋怨：“家里的事不管，只知道买这些东西。”
张伯驹却有自己的判断。民国时期，古代书画频繁流转，不少文物经由外国商人倒卖出境。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几经转手，后来进入美国博物馆，给国内收藏界留下了深刻刺激。张伯驹担心，类似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
他真正不肯放手的，是西晋陆机《平复帖》。此帖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名人法书之一，历代收藏印记密集，却始终没有张伯驹的印章。因为在他心里，自己只是暂时保管者，没有资格把名字压在国宝之上。
当时，《平复帖》在溥儒手中。溥儒开价二十万元，张伯驹拿不出这笔钱，便请张大千从中斡旋。后来溥儒因母亲去世，需要筹办丧事，张伯驹没有趁机压价，反而提出可以先借钱。最终，双方以四万元成交。
这件事并不轻松。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绑架。绑匪向潘素索要巨额赎金，并认定张家手里藏有大量古董字画。张伯驹被关押时间很长，具体细节因当事人回忆和后来的叙述有所差异，但他坚持不以《平复帖》作为筹码，这一点在多种回忆中都被反复提及。
他对潘素说：“帖不能卖。”潘素回答：“我知道。”夫妻二人都明白，钱可以再想办法，国宝一旦流失，便很难追回。
为了筹集赎金，潘素变卖首饰、股票和房产，最终支付了四十根金条。张伯驹获释后离开上海，潘素还要往返奔波，设法保护家中的书画。乱世之中，保存文物并不是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风险。
1946年，张伯驹又听说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可能被卖给外国人。对方索价八百两黄金，他无法承担，只能四处筹措。此前，他已经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得范仲淹《道服赞》，家底几乎被掏空。
为了买下《游春图》，他把居住多年的“丛碧山房”以两万一千美元卖给辅仁大学，潘素也拿出首饰变卖。经过交涉，最终以二百二十两黄金购得此画。宅子可以搬走，画卷却不能随便离开中国，这便是张伯驹的取舍。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张伯驹曾考虑离开，但最终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将《游春图》等重要藏品转让或捐献给国家。1961年，在陈毅帮助下，他与潘素到长春工作，又把一批书画交给吉林省博物馆。
他一生并非没有个人委屈。捐献之后，张伯驹曾因直言而遭受冲击，生活一度十分困难。可即使如此，他仍坚持认为，个人得失与国家文物不能相提并论。那份执拗，既是性格，也是他对收藏意义的根本理解。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大学医院病逝，享年八十三岁。有关病房待遇的细节，后来流传出许多版本，有人因医院未给他安排更好的病房而愤怒痛哭。争议之外，一个清晰事实始终存在：这位曾经拥有豪宅、股票和大量藏品的人，晚年留下的最重要财富，已经进入国家博物馆和各地文博机构。
他留下过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流传有序。”这句话写在纸上不难，真正用一生去兑现，却要付出房产、财富，甚至性命相搏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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