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08年冬，黑龙江一处村屯，地主家的长工在天刚蒙蒙亮时，已经走进马厩添料。屋里烧着火炕，账房先生拨着算盘，东家坐在炕沿上核对粮账。这样的场景，才更接近许多东北地主家庭的日常，而不是戏台上只会喝酒纳妾的“老财”。
东北地主并非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有人家几代经营，田地成片；有人只是拥有几十垧地，在村里算个富户。所谓“地主”，核心不在院子多大，而在于土地占有量，以及是否主要依靠出租土地、雇工来获得收入。
东北土地开发较晚，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清代以来，关内人口不断闯关东，山东、直隶等地的农民带着家眷和少量积蓄来到这里。他们中有些人先给别人扛活，后来租地耕种，手里有了余粮，再想办法买地。一步一步，才从普通农户变成了小地主。
这条路并不轻松。
早期垦荒需要投入种子、牲口、农具，还要承担灾荒风险。遇上旱灾、涝灾或霜冻，辛苦一年可能颗粒无收。许多后来被称作“地主”的人，第一代并不阔绰，甚至过得比富裕农民还紧巴。他们舍不得添置衣物，也不轻易办酒席，能自己做的活绝不请人。
老人常说，发家靠的是“省”和“熬”。家里有粮，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吃；手里有钱，更不代表马上修大宅。粮食要留下做种，现金要拿去买牲口、农具和土地。东北农村讲究过冬，柴火、豆料、苞米、杂粮，一样都不能短缺。炕上坐着的是一家之主，心里盘算的却是来年春耕。
土地一多，地主还要面对另一个问题：怎样把地种出来。东北地广人稀，开春以后，播种、锄草、收割都需要大量劳力。于是，雇工、佃户和短工便成为庄稼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未必亲自下地，但对农时、收成和工钱往往十分清楚。
有意思的是，很多地主并不完全脱离生产。小地主常常一边收租，一边赶车、放牲口，甚至亲自查看地界。真正坐在炕头只管收钱的，多半已经拥有较大产业，并且有管事、账房和长工替他处理事务。
租佃关系也有差别。有人收定额租，收成好坏由佃户自己承担；有人采取分成，地主提供土地，佃户投入劳力，秋后按约定比例分粮。碰到灾年，是否减租，往往决定一户佃农能不能熬过冬天。可在现实中，地主减租并非普遍现象，借粮、欠租、利息叠加，常常让贫苦农民越陷越深。
大院子并不只是为了显摆。清末民初的东北，部分地区治安复杂，土匪活动时有发生。富户担心粮食、牲口和家人遭到抢掠，于是修高墙、设门楼，有条件的还会修炮台或设置瞭望位置。家族成员集中居住，除了传统习惯，也有抱团防卫、共同承担开支的考虑。
这种大家庭看着热闹，内部却未必和睦。土地和房屋通常归家族共有，收租、卖粮、婚丧、子女读书，都要从总账里支出。谁家人口多，谁家孩子多，分配时就容易占便宜；谁家没有儿子，或者孩子不读书，心里又可能觉得自己吃了亏。
账房先生若宣布：“今年二房多领三十石粮。”院子里往往立刻安静下来。有人会问：“凭什么多拿？”管事只能解释：“二房人口多，且有孩子在外读书。”几句话说完，表面上过去了，暗地里的怨气却未必消失。
至于妻妾问题，也不能完全照搬小说。富裕地主纳妾确实存在，但并非每个地主都有能力如此。娶妻要花彩礼，养活妾室和子女更是长期负担。所谓“小妾长相不输女明星”，更多是后人对富户生活的夸张想象。普通小地主连家中长工的工钱都要精打细算，很难沉迷奢靡。
地主子弟出门骑马、坐车，在村里显得体面，却也承担着家族财产带来的风险。出远门常带随从，农忙时还要防止牲口被盗。富户与地方官吏、乡绅保持往来，送礼、请客、托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拥有稳固靠山，只能说他们试图在复杂环境中保护家业。
1947年以后，东北解放区陆续开展土地改革，土地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地主阶层赖以维持的土地、租佃和雇工制度被重新处理，许多大院不再是原来的经济中心。曾经摆在炕头的账本，记录着的不只是粮食和银钱，也留下了一个乡村社会贫富分化的具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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