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一位外国人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随即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1970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站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身旁那位金发外国人很快被全国读者认出：他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不只在于一个外国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更在于它出现的时间。中美两国尚未建交，美国仍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台湾问题又牵动着两国关系。此时，毛泽东把一位美国友好人士安排在自己身边，显然不是普通的私人礼遇。

斯诺与中国的缘分，要从1936年说起。那年，他进入陕甘宁边区，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带着相机和笔记本，采访红军将领，也观察普通百姓的生活，后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让西方读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根据地。

这段经历，使斯诺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他曾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表达过自己的判断，认为美国应当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抗战结束后，他仍然关注中国局势。新中国成立以后，斯诺虽然长期生活在国外，却始终没有把中国当成一次已经结束的采访。

1960年，离开中国十八年的斯诺重新来到北京。那时的中国正面临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和复杂的国际环境，西方媒体却常常把中国内部的调整描述成权力斗争。斯诺不满足于听取片面报道，他走进街道、车站、工厂和农村，试图通过亲眼所见判断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

周恩来接见他时，两人谈得很直接。斯诺关心中美关系，周恩来回答：“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问题应当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谈到台湾，周恩来强调，美国对台海的军事介入，是中美关系无法正常发展的重要障碍。

这番谈话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出现根本转折，却表明中国并没有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简单等同起来。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友好、政府谈判”，后来成为中美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一条思路。

同年10月22日，斯诺在中南海丰泽园见到毛泽东。多年不见，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斯诺看着眼前的院落，打趣道：“您现在住的地方，比我当年见到的窑洞大多了。”

饭桌上的气氛很轻松。斯诺提到国外曾传言毛泽东病重甚至去世，毛泽东大笑，说自己没有得过严重疾病，只是不能再骑马远行，平时主要靠游泳锻炼。谈到长江游泳引发的各种报道时，他又说：“总不会用游泳去解放台湾吧。”

玩笑背后，仍然是严肃的国际问题。毛泽东谈到美国，也谈到台湾，表明中国愿意同美国接触，但台湾属于中国这一原则不会改变。那次会谈持续了九个小时，斯诺后来回忆，毛泽东谈话时既有战略判断，也保留着很强的个人风格。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斯诺再次访华时，向毛泽东询问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目的。毛泽东回答，这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主动发动战争。周恩来还向他展示了核试验照片，斯诺将照片带到欧洲发表，使许多外国读者第一次直接看到中国核试验的现场资料。

有意思的是，斯诺始终坚持记者的独立性。中国方面愿意为他的采访提供便利，他却拒绝稿费，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保持报道的客观。这个选择未必能消除所有立场差异，但至少说明他不愿意把采访写成宣传材料。

1970年，斯诺夫妇再次来到中国。参观协和医院时，他观看了针刺麻醉手术。周恩来认为，斯诺是了解中国的老朋友，便安排他接触这项当时颇受国际关注的医疗技术。随后，斯诺又参加了国庆活动。

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幕，经过摄影记者记录，成为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一个美国人可以站在中国最高规格的公共场合，而他的身份不是敌对政府的代表，而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对外界而言，这种安排比一篇长篇社论更容易看懂。

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消息，并配发国庆期间两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照片中的两人并排而立，毛泽东面向广场，斯诺带着微笑。一个外国记者登上头版，本身就不寻常；放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意味更加明确。

斯诺把毛泽东释放出的信息记录下来，并向外界转述：如果尼克松愿意到北京来，作为总统可以，作为旅行者也可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毛泽东还说，国与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最终要由能够作出决定的人来处理。

遗憾的是，斯诺没有等到中美正式破冰。1972年2月15日，他因病在日内瓦去世；6天后，尼克松抵达北京。此时，他案头放着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后来，斯诺的一半骨灰按照遗愿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墓碑上刻着一句话：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